今天又读了几十页断裂地带的精神流亡，收获很多。总的而言，似乎读书，读小说永远不应该让自己停留在一个对于书本知识的记忆，不在于记住了几个人物，精彩情节以及对于作者所要表达的一种表面和内在的情感和价值取向，几乎所有的这类的浅层次的表面的内容是阅读的一个最基础的要求，而似乎我们作为读者，作为读者人群似乎这是人人追求只不过所取得的收获，精神上的满足，似乎永远是一个因人而异的过程。而就我而言，似乎不愿意让自己停留于这样的一个尴尬的局面，可是要抛开这种尴尬似乎付出的努力远远的缺少于某一方面的要求，而或许只有对一个作家足够的熟悉，不说是对作品本身，就是对于作者本身都是一个必不可少的熟知了解，似乎只有这些具备，才有可能真正意义上的达到一个脱开书本来理解，解读作品，解读作者，使得所有的与之相关的东西上升到一个与美学相关的层次，只有这样似乎才真正的无愧于作品本身，无愧于作者。

对于路遥的文学实践及其文化意义似乎从来没有想过，因为我一直只是停留在了一个熟读深思作品内容，丝毫没有抛开作品本身来谈论的一种尝试，而正是因为缺乏，所以对于石天强老师著的这部关于路遥的文学实践及其文化意义《断裂地带的精神流亡》才会更加的珍惜，似乎也值得珍重，这或许对于自己会很有帮助，对于蒋子龙，贾平凹，张炜的作品都或多或少的读过一两本，也感觉到了其中的一些相关的东西，只是从来没有拿出来自习的做过比照，通过对比消除一些或者找出一些东西，从而可以展现出更多的一面，他们可以说代表了八十年代乡村文学的一种最高层次的高度，可是对于深层次的内涵，作者想要表现的和展现给世人的内容或者精神，似乎值得研究。而就路遥而言，毫无疑问的要在一个时间和空间的限定中才可以对他解读，而时间上的肯定限定在了1949到1992年，即是路遥的出生和去世的年代，同样前者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时间，后者则是邓小平南巡讲话的时间，似乎路遥的作品限定于这个时期来研究无可厚非的满足适合于一群人。

而对于乡土文学的作品，农民的概念很重要，似乎农民的人物塑造是各个作者无可避免的，只是东西方的差异是如此明显，所以在这里做一个说明似乎很有必要，首先西方发达国家农民很多的情况下是作为一个经济学概念，是个人可以自由选择的一种职业和生存方式，可以说经济决定下的自由选择，所以很多时候的庄园似乎代表了一种舒适安逸的生活方式。但是在我国，首先很明确的一点是它更多的是一种政治上的概念，可以说在农村建成人民公社制度以后的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里，农民首先不是当作一种职业，而是被当作一种与生俱来的难以改变的身份，是我国特有的社会阶层的现象，不管是接触历史，还是法治，似乎阶层，特权和身份总是我们迫切的想要避免的词语却无论以何种方式都无法避免，这类词语本身就太过于沉重，似乎研究总是一次次的伴随着生死，伦理道义等人生的重大命题，似乎无论在历史的长河中如何厚重的文化有的时候似乎都没有那几个词语更加的让人胆战心惊。回归正题，就是这种身份似乎还有两个强大的制度来进行约束。

基础上的认定是户籍身份，而还是作为一个阶级，这个最庞大的没有合理合法的公民权利的“统治阶级”。似乎可以说路遥的作品始终都没有跨越这个人为的规定，所以使得他的作品出现了严重的二元性，甚至是二元对峙的格局，不管是在历史语境，还是身份社会，城乡结合部……似乎都没有脱离身份带来的二元性的焦虑，甚至是延伸到了对于人物之间感情上的一系列的不合理的难以言说的苦楚。一直把孙少平看作是高加林的人生通向何处的一个解答。

但是似乎对于城镇户口的来历好像是以一种荒诞的结局而拿到，而孙少安也是因为户籍带来的焦虑所以在爱情上的缺憾与悲剧，而高加林同样是如此，似乎也是为了一个户籍而选择一条路，却失去了另一条，另一条路的永远关闭。可是似乎上天又对高加林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就是如此的各种各样的情境似乎都离不开农民这一身份，而导致作者的二元心理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