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唐家行述》记载，唐氏祖宗传承到大元朝，族聚济州罗鞑子村。村中中有一浪荡子，唐羽枫。此人幼时入过私塾读书，聪明睿达，再艰涩的文章，读过几遍便记住。也擅长书法，字体优雅飘逸，会做诗词，字里行间倒也能摆弄出几分深意。

他的授业恩师说过，唐羽枫生不逢时。有如此才情，若在宋朝，参加科举，定能登上皇榜，一生荣华不缺，众人仰慕。

然而，唐羽枫这倒霉蛋恰恰生在文人最不得志的大元朝。此时读书被视为贱业，所谓：八娼九儒十丐，决非恨世嫉俗之语，而是真实写照。

风水轮流，唐羽枫所在的年代，儒生的地位确实比不上娼妓。娼妓低贱，好歹有人用，儒生虽读圣贤书，无人赏识。

蒙古贵族起源于荒漠，朴质无华，擅长奔袭厮杀，对于委婉晦涩的文章歌赋最为厌弃。蒙古人厌恶虚化造作，崇尚实用，商人，手艺人甚至猎人老农最受重视。

元朝百余年，统治地域横跨亚欧，一改唐宋时重农抑商的局面，商业极其繁荣。买卖人奔走四方，获利丰厚。官商勾结，放贷盘剥平民，造就豪商大贾无数。

读书人受排斥，文化不兴，识字人越来越少，往往整村人目不识丁。书信往来逐渐消减，朝廷诏令难以传达，弊端日显。朝廷无奈，强行编制儒户，每户必须保有一名读书人，被称为“操笔郎”，免除劳役，多为官府和商贾写记算账传播公文，收入微薄。

元朝也设科举，多录取蒙人和色目人（来自中亚和西亚的白色人种）。北方汉族和南方汉人地位低下，想通过参与科举求得一官半职，难如登天。偶尔有汉人榜上有名，也难获得高职，往往屈就副位。蒙人对汉人防范甚严，绝不给汉人官员干预朝政的机会。

唐羽枫成年后，手无缚鸡之力，好逸恶劳，难忍艰苦，不愿种田放牛，四处游荡。父母屡屡苦劝，望其安心务农。唐羽枫焦躁羞愧，自觉无颜，便离家去了济州府。济州府繁华，却也不是供养懒汉的地方。

唐羽枫流落街头，蓬头垢面，衣衫褴褛，肚肠饥饿，欲返家，又恐族人耻笑，只得忍饥挨饿，踯躅街头。

济州府内有一青楼，名号“隐仙楼”，最为豪奢，二百多娼妓披红带翠往来其间。贵族富商时常在此设宴，眠红偎翠，淫词荡语迭出不穷，丝竹琴弦弹荡靡音。

隐仙楼内正值午宴时刻，菜香肉味飘散而出。唐羽枫和一帮乞丐聚拢门口，期望讨得残羹剩汁。

楼内喧哗声慎重，夹杂拍桌打骂声，还有女子哭泣。唐羽枫等人惊异，询问刚下楼的仆役。

仆役气呼呼说道：“来了一群北地来的蒙鞑子，在这喝酒寻欢，还要听艳曲。姐妹们给他们唱了十余曲，他们都不满意，胡说什么不过味，动怒打人哪！”

唐羽枫小心问道：“都唱了啥曲，让人家不过瘾？”

仆役久经人场，心有七窍，见唐羽枫衣衫破烂，语音却清雅，不敢小瞧，说道：“先唱《水扬花》，又唱《枝头俏》，人家逼迫，姐妹们忍羞又唱《奴家俏》，最后是《床头摇》，听得我两腿都发软，裤子透湿，蒙鞑子还嫌弃艳色不足，真是草地畜生不懂人间风月！”

唐羽枫拍腿：“小哥，你这句话可说对了，咱们汉人的词曲博大精远，唱给蒙鞑子听，那是对牛弹琴，人家不骚情。这样吧，拿笔来，我给你们写首曲子，保管让这群牧羊鞑子随心畅快！”

仆役将信将疑，端来纸笔，唐羽枫大笔挥洒，一蹴而就。仆役捧着纸上楼，交给唱曲的姑娘。

唱曲姑娘正窘迫无计，见有曲词，哪还挑拣，赶紧唱起，老鸨指挥琴瑟相辅。

乞丐们拥着唐羽枫在楼下翘首等待，楼上传出唱声，粗鄙不堪，连最荒唐无稽的流浪汉都皱眉捂耳朵。

这唱曲正是唐羽枫所写，《白鸭子—春》。词句如下四时春最贵，万物黏涎流。

澄澄水如蓝，灼灼花不羞。

驿边停雄马，柳外母驴头，鸡伏花影里，鸭戏绿水沟，犬滚草稞平，猫钻小红楼，月上柳梢头，人勾黄昏后。

闻者厌弃，唱曲的姑娘也汗颜不已，脸色涨红。那帮听曲蒙古贵族转怒为乐，拍手叫好，大赞叹绝，认为艳情莫过如此。

蒙人放牧为生，不晓得汉人词曲的神妙，然而深谙春日万畜生情的规律。游牧民族逐水草为生，最喜牲畜交配繁衍，不认为是污秽羞人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