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接替博古担任中共中央负总责的张闻天，他在1943年12月16日，以一位理论家姿态，对遵义会议作出四点评价：

遵义会议在我党历史上有决定转变的意义。没有遵义会议，红军在李德、博古领导下会被打散，***的领导及大批干部会遭受严重的损失。遵义会议在紧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这是一。第二，遵义会议改变了领导，实际上开始了以***同志为领导中心的中央的建立。第三，遵义会议克服了“左”倾机会主义，首先在革命战争的领导上。第四，教条宗派开始了政治上组织上的分裂。这个会议的功绩，当然属于***同志，我个人不过是一个配角而已。

作为党的正式文件，1945年4月20日由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严谨的笔调评论遵义会议——此时离遵义会议已有十个年头：

1935年1月，在***同志所领导的在贵州省遵义城召开的扩大的中央***会议上，得以胜利地结束了“左”倾路线在***的统治，在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

遵义会议集中全力纠正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上和组织上的错误，是完全正确的。这次会议开始了以***同志为首的中央的新的领导，是中国党内最

有历史意义的转变。也正是由于这一转变，我们党才能够胜利地结束了长征……

在遵义会议后的第四十六个年头——1981年6月27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根据陈云的建议，也概略地论及新中国成立前的中共历史。对于遵义会议，是这样高度评价的：

1935年1月******在长征途中举行的遵义会议，确定了***同志在红军和***的领导地位，使红军和***得以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保存下来，并且在这以后能够战胜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胜利地完成长征，打开中国革命胜利的新局面。这在党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在遵义会议后的第五十六个年头——1991年7月1日，***《在庆祝*****成立七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又一次高度评价遵义会议：

在革命力量不断壮大的时候，敌人的疯狂“围剿”，加上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使革命陷于极端困难的境地。国内外敌人曾断定我们党要彻底失败，在这个关键时刻，党的遵义会议确立了***同志在红军和***的领导地位，拨正了革命的航船。党及其领导下的红军胜利地完成了两万五千里长征，奇迹般地打开了革命新局面。

以上所引述的从***到***的对于遵义会议的评价，语调都是极为严肃的，都是字斟句酌的。

在这里，不妨引用美国记者索尔兹伯里在19**年所写下的一段很坦率、很生动却又不失准确的一段话：

遵义会议之后，一切都变了。这是分水岭——***牢牢地掌握了领导权，而且中国共产主史运动宣布独立于莫斯科的指挥棒。在以后的二十五年里，世界并没有意识到这种独立性，但斯大林却早已把这种独立性同***的名字连在一起了。

遵义会议还标志着***和周思采的政治大联合，从此以后，他们一辈子保持了这种伙伴关系，至少一直保持到他们去世前的一两年。

可以说，中共“一大”是*****成长的起点，遵义会议是***作为中共领袖的起点。遵义会议和***的名字紧紧相连。从1935年到1976年，漫长的四十一个春秋，***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历史进程，成为20世纪中国最富有影响的人物。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