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人们通常把***领袖地位的确立，说成是遵义会议。其实，这里所说的遵义会议是广义的，即前有发展过程，后有完善过程：

遵义会议前的发展过程是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

遵义会议后的完善过程是“鸡鸣三省”常委会、扎西会议直至苟坝成立“新三人团”。

正因为这样，关于***和遵义会议的关系，有着各种评价：

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遵义会议确立了***在红军和***的领导地位。”

1991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的《*****历史》（上卷）说，遵义会议“实际上确立了***在红军和***的领导地位”。

1993年出版的，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的《***年谱》上说：“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共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领导。”

1996年出版的，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的《***传》中说，遵义会议“确立了***在***和红军的领导地位。”

这些提法大同小异。这里所提到的遵义会议，实际上是指广义的遵义会议。

遵义会议，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历史的进展，日益受到注目——因为它是确立***领袖地位的起点，随着***的声望的不断提高，人们这才逐渐意识到这一起点的重要性，这一历史的选择的重要性。尤其是***从遵义会议起，直至1976年去世，这漫长的四十一年间他一直是中共最高领袖，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历史进程，影响了世界的历史进程，这一起点也就益发显示了它的重大的历史意义。诚如1921年7月23日晚，那十三位来自天南地北的人物聚首上海望志路李公馆所举行的中共“一大”，成为中国历史上红色的起点，也是随着中共的日渐壮大以至成为*******的执政党，益发显示了它的重大的历史意义。

从以下权威性的著作中，可以大致看出对于遵义会议的认识的演变过程——

1936年夏，当美国记者斯诺采访***时，***没有提到遵义会议。斯诺在《西行漫记》中，只提到这么一句话：“红军攻占了王家烈省主席的司令部，占领了他在遵义的洋房

”。实际上，他把柏辉章误以为王家烈了。***提到了“遵义的洋房”——柏公馆，没有提到在那“洋房”里开的会议。

1936年12月，***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这么提及遵义会议：

反“游击主义”的空气，统治了整整的三个年头。其第一阶段是军事冒险主义，第二阶段转到军事保守主义，最后，第三阶段，变成了逃跑主义。直到***1935年1月在贵州的遵义召开扩大的***会议的时候，才宣告这个错误路线的破产，重新承认过去路线的正确性。这是费了何等大的代价才得来的呵！

博古，作为遵义会议上受批判的对象，他在1943年11月13日，这样评价遵义会议：划全错的（指博古、李德制定的长征军事计划——引者注），使军队有被消灭的危险，所以能保存下来进行二万五千里长征，因有遵义会议，***挽救了党，挽救了军队。教条宗派统治开始完结，基本上解决问题，组织上也做了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