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家已经进了团长的房间了，他俩便在院中的竹椅上坐下，想等他们出来再观察一眼。
不一会吹哨开会了，大家到齐坐定，团长领着军政委员会首长和那两位“土皇上”走了进来。军队首长把两位知名人士介绍给大家之后，就请他们二位介绍点彝区情况。古旺元才知道今天这会原来就是跟这两位座谈。
孙副司令手执烟嘴，向大家深鞠一躬，谦逊地说道：“兄弟是个武人，讲不好。我就是向大家表示热烈欢迎，有了***领导，我们少数民族才看到光明，兄弟我一定尽力为人民服务，立功赎罪，戴罪立功，正经的还是请岭先生讲，他才有学问。”
团长就请岭光电先生发言。
岭光电说一口川西汉语，彬彬有礼，一派斯文，不备讲稿，谦虚谨慎。谈起本民族历史、文化与习俗如数家珍。一口气谈了一个多小时，然后从皮包掏出几本书来说：“我的思想陈旧，观点错误，大家到了地方亲自看看，会比我介绍得更清楚、更可靠。这是我以前写的一点介绍本****的著作，敬呈给大家参考，请大家多多批判，多多批判。”
这次大家的鼓掌中就不只是客套，而是带有更多的好奇与惊异。他介绍的情况不少，但唯独没讲他自己的事情，倒是在他走后，那位穿军装的首长多留了一会儿，介绍了有关情况：岭光电是甘洛人。从小上过私塾。六岁时地方军阀杀了他母亲，成了孤儿，被一土著权势人物收养。在成都中学毕业后进了南京中央军官学校。偶然间蒋介石发现他是彝族，认为是个在统治彝人方面用得着的人材，便有心笼络。不仅帮他恢复了土司职位，而且破格使用，一再授与要职，当过宁属屯垦委员，西康省边务专员，直到立法委员，二十七军少将副军长。若只从他的反动军政生涯着眼，说他罪恶累累绝不为过，但作为一个转向人民方面的少数民族上层人士，却也不能抹杀他对本民族的发展、改革作出的种种努力。这个人重视提高彝人文化，热心把先进的，现代的汉族文化引进到彝区，极力想改革愚昧落后的习俗。为此他也资办彝族学校，请人到彝区放电影，为学生用彝语编写排演宣传科学、进步的话剧；编过杂志，写过小说，为使信鬼不信医的彝人接受医疗，他甚至在他的统治区内推出一套“医鬼并用”治疗法。他把一些常用药给了比麽，规定他们为病人打鬼时必须先发药后作法！并在他的辖区明令禁烟（鸦片）、酗酒……尽管由于阶级与历史的原因，他取得的成就有限，但这种努力总是趋向进步的。
世界就是这么复杂。在落后民族中，这种人与旧政权，恶势力利益一致，观点相符，并为其冲锋陷阵，立过汗马功劳，他们进入上层，占据高位，因此他们一定有罪行；而无此身份地位，一个普通彝人，哪怕是土司，是奴隶主，也无法接近现代文明，更无法试验、施行他的改革理想。
当然，我说的不包括彝族中最幸福的一批人，他们在偶然的机遇中碰到了***，跟随着参加了革命。成为彝族第一代最先进的革命家。但这种人毕竟太少了，机会太难得了。
与岭光电相比，也许有个人更值得一提，那是经过奋斗摆脱奴隶地位，闯进上层政治社会的一个白彝，名叫曲木藏尧。
曲木藏尧自幼想摆脱受奴役、受卑视的白彝地位，因他父亲在清朝的县政府当过杂役，他有机会进了城里私塾。从三字经上知道苏秦“头悬梁，椎刺股”的典故，夜晚读书时把自己的头发吊在木梁上，以防瞌睡。慰问团拿到的一本中国最早出版的《大凉山考察记》就是他的著作。当时南京办蒙藏学校只收蒙古与西**，为了入学深造他改名“曲木藏尧”，混充藏族入了学，从南京中央政治大学毕业后，受到了***的重用，作过***西南地区特派员，是白彝阶级较早进入******的一位。但他为本民族谋求发展意向过于明确和热诚，又忠于***中央系统，不善于与地方势力周旋，出任不久就被军阀邓秀廷下毒药死了。如果这个人在世，赶上解放后的新时代，在***领导下可能会大有作为。
人们很奇怪，这位穿军装的同志怎么知道这么多的彝族内情，一打听才知道，他原来也是一位白彝，是红军长征时跟红军参加革命，走出彝区去的。如今在彝人中有很高威望。名字五王爱民。
因为手中有《大凉山考察记》这本书，会后人们就认真读
起来。
读过著作，人们对这位彝族出色的人物英年早逝感到悲哀。
这本书详细探讨了彝族的历史、文化和试图寻找使彝族摆脱封闭与落后的办法。从一位***元老为它写的序文看，曲木藏尧本人也身体力行在彝区投资办学，普及教育。从政治上、经济上作过多种改革性的试验。因为他是白彝，思想上明显的有一种追求解放，摆脱奴隶制束缚倾向。当然也摆不脱历史、政治、具体生活环境给予他的烙印。但那对进步与改革的渴望，跃然纸上，令人感动。读他的书令人禁不住设想：如果不过早地被地方军阀谋害，赶上新的时代，他会作出什么样的新贡献。这并不是臆想。因为他的族人曲木世民为迎接解放，在胡宗南委师长之职后，不辞而别，而一俟人民政府召唤，立即出山，积极为安定团结奔走，他自己都承认是受了本家这位兄弟的影响。
古旺元在领会别人言谈和思考所见所闻中，不知不觉受到些辩证观唯物观的熏陶。只是听得越多，材料越繁乱，有应接不暇之感，他给自己定了个计划，坚持在旅途中研读这些材料，并整理成笔记。
在雅安的最后一个晚上，他在新本子上写下了第一段：
彝族，这是解放后人民政府为尊重这个少数民族才改的名称。解放前一般的汉人称他们为“猓猓”，他们自己称自己为“诺苏”。史书则有各种类似而又不同的名称。《华阳国志》中，有一条记录周赧王三十年的文字“疑蜀候绾反，（秦）王复诛之，但置郡守，张若因取笮及其江南地也……”，《资治通鉴》载周赧王三十五年，“秦司马错经蜀伐楚及黔中时，至楚之道路继绝，楚将军庄峤无法返回，于是定居云南，称之为滇国自立为王”有人认为这两条写的就是有关彝族之事。但最明白无误的是《史记》上对司马相如的几句记载：“蜀人司马相如亦言，‘西夷邓、笮可置郡。’使相如以郎中将往谕，皆如南夷，为置一都尉十余县。属蜀。”“通西南夷”这是司马相如一生除了娶卓文君之外最为人称道的事。西昌就是古“邓都国”国都，至今他那个有名的大湖还叫邓海。西汉王朝灭了南越王国后，原依附南越的“夜郎国”主动归附汉朝，“西南诸彝”怕受夜郎国的气，干脆请求汉王朝直接派官治理。公元前111年西汉政府就把几个西南彝属小国改为汉朝的郡治。正式纳入中国版图。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中央政权时强时弱，忽而巩固，忽而分裂。对少数民族的统治也就时松时紧。少数民族和中央政府的关系也就时近时远，若即若离。汉朝末期，三国鼎立，西南少数民族也随之归附于不同的政权。西南方向的交趾，属于吴国，而靠近成都的彝族聚居的益州，永昌，详柯（以上今属云南）和越西（现在的西昌属地），则归蜀国。
这时在彝族中出了个英雄人物，名叫孟获。有才能，有胸怀，联合四郡彝族起义，要建立独立的彝族国家。这就引出了诸葛亮五月渡沪，七擒孟获的事件。照汉族出的史书所载，诸葛亮这一役确实展示了大政治家，大军事家的才能。他既有维护统一的抱负，又有民族团结的诚意，坦白地说还采取了以夷治夷的策略。他知道孟获不仅在彝民中，在当地汉民中也很有威望，很受拥戴。战争开始后他就下令对孟获只准生擒不准杀害。将士经过苦斗生俘了孟获之后，他却一不问罪二不处罚，只让他参观自己的军营。看完问孟获感觉如何。孟获说过去我不知你的虚实，不幸打了个败仗，要是现在再开战，我看打败你易如反掌！旁边的军官听了气得火上三丈，恨不得马上把他杀掉。诸葛亮却哈哈一笑，命人把他放了。叫他整顿了军队再来。第二次孟获又被抓住，他还不服，诸葛亮就命再放，再打。竟这么放了抓，抓了放反复七次。只是到第七次再放的时候，孟获不走了。他心服口服地说：“您的神威我服了，从此我们再不造反！”孟获开道一直把诸葛的大军迎到滇池边上。彝人的起义平息了，诸葛亮却把当地的以孟获为首的各部落头人一律封了官，宣布这块地方就由他们自治，只要每年向蜀国的中央政府交粮纳税，就会得到政府的保护与支援。彝汉两族应永远像兄弟一般友好相处。诸葛亮的这套作法并不是所有的人都理解。身边有人曾提出异议。诸葛亮说：“战争刚结束，蛮族人有不少战死，其亲属对我们有很深的怨恨，若由中央派人统治，不派军队保护就会遭到报复，派军队粮饷难以供应；蛮族人与中央争战多年，他们也杀了不少中央官员，我们派人来统治，他们必定也担心政府报复。我们不派官员来，不派军队来这才表示出中央希望社会稳定，各族人民信任友好的诚意，这样才能求得恢复生产，使百姓安居乐业……”
从此以后，在诸葛亮有生之日，再没发生彝族武装反抗之事，当地的彝汉两族人民过了相当长的一段平安稳定的生活。
诸葛亮是个好政治家，彝人在这一点上跟汉人的观点一致。可世上没有两棵完全一样的树，两个民族对同一个人、同一件事的看法也有区别。在彝族的传说中对这段历史也有另一种说法。在云南彝族部落，有个描写那场战争的戏文。戏名不叫“七擒孟获”而叫“八擒诸葛”。说的是孟获抓住了诸葛不杀，使诸葛看到了彝族人的力量和与汉族友好相处的决心，这才制定了那套开明的政策。
也许这不大符合历史事实，也许带有“民族偏见”，可不能因此就不屑一顾，它曲折、微妙地反映了彝民既希望与汉族和睦相处又维护民族自尊，既尊敬诸葛亮又崇拜自己****、既愿成为整个中华大家庭的一员又保持自己民族特性的心理。
写到这儿，已到夜半，和他住同室的杨柳堤催他早点休息，好准备明天上路。古旺元自从成都这次教训后，时时注意自我约束，不敢任性。便收拾起笔记，睡了下去。
天刚亮，值勤组长吹起哨子，催大家起床用餐，集合上路。
（本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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