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4月，在那个桃花盛开的春天，于寿全赶着马车，把自己6岁的儿子于清汉，送到沙河口公学堂。这个个子高于同时入学孩子半头的男孩儿，穿着一身藏蓝色衣裳，背着搭在屁股后的新书包，那都是妈妈亲手缝制的。他抬眼望着面前那座红色的二层小楼，还有那片长方形的操场，最初的感觉是，这学校真比自家的果园宽阔的多了。

八十三年后，也是一个温暖的春天，我们也来到了这个学校的门口，我们来寻找那个孩子的足迹，他生命的小船，就是从这里出发，驰进无涯学海，最终达到了光辉的彼岸。可惜，我们被拒之于门外，尽管我们递上了哈医大开据的介绍信。被拒的理由是，你们说的学生，毕业时间太长了，学校没有任何资料。你们在学校外面看看校舍吧！我们围着学校绕一周，终于看到了正门，门前挂着“大连沙河口区中心小学”的“刘长春小学”的牌子，那门后立着几棵参天的老柏树，树干斑驳，树冠浓郁，在校园内投下一片荫凉。

我们一阵惊喜，原来于**先生和刘长春——那位中国第一位参加奥运会的英雄是同学！后来了解到，刘长春是1924年考入这所学校的，1926年考入旅顺二中。1932年他拒绝了伪***的邀请，在***将军的资助下，代表中国参加了在洛杉矶举行的第十届奥运会。如果说，于**和刘长春有什么联系的话，那就是这个从小喜爱运动的这个孩子，每天都在刘长春经常跑步而且练就成中国第一位奥运会田径运动员的操场上跑上几圈。成年以后，他曾为和刘长春就读于一所小学而自豪过。但是，这个学校真有一个同学和他的一生都有联系，那就是后来成为他的夫人的徐岸明教授。可惜，那个时候，这两个“两小无猜”的孩子根本就不相识。

我们纠正了“舍近求远”的倾向，又返过来问徐老师。她说，这所学校是日本人办的，日本人叫“伏见台小学”。入学的多数人为日本孩子，中国孩子一个班也只有几个。当时，我父亲在大连经商，我也在这所小学读书上，比老于低几个年级，当时不认识。这是所严格按日本方式进行教育的学校，非常正统、非常标准。当时许多中国进步的青年知识分子都留洋日本，如鲁迅、***等，我们相当于从小留学日本，从学习知识这个角度，是个偏得。当时大连陷于日本的殖民统治，我们中国孩子在学校肯定受到歧视，可这也激发了我们发愤学习的动力。于**在班级里年年考第一，但总是排名第二。因为日本人不让中国人排在他们前面。于**的班任老师井上隆一先生很正直，对于**很器重。八十年代，于**访问日本时，他主动来和于**相认，后来还来中国任过外教。通过井上先生，于**又见到了伏见台的同学，他们对他很佩服，说当时于**就是出类拔萃的。

于**是1934年4月考入大连一中而离开沙河口学堂的。我们在大连采访时找到了老大连一中，还好，他们热情地接待了我们，但问题是一样的，当年这个学校的毕业生没留下任何记录。我们说，那怕找到一张成绩单或者一个名册也好。那位教导主任说，真的没有！也许，中国经历的动乱太多太久了，也许中国历史太丰富了，一个中学的历史无足轻重，有谁还经心那些陈年旧事呢！可以作证的，还是校园里的那几棵老树。如果我们晚几年再来，也许那几棵老树也没有了。如果没有了老树，没有老树的浓荫遮盖下曾留下几代学生青春记忆的旧建筑，这个学校还有什么根据称其为名校呢？

作为家族硕果仅存的“老树”徐岸明说，于**在日本人办的这所中学里仍保持他的学习上的优势，日本教师和学生都高看这个果农的儿子一眼。不仅一般的学科，他比日本孩子学的好，就是日本语言文学，也比他们学的好。这正是他后来在日本参加学术活动中的表现，甚至比日本的学者的日本文化水平都要高的原因。这是于**的“童子功”。但是，于**并不因精于日本文化而忘记自己是中国人。在中学时，他业余时间，读了许多中国文化和历史的书籍，对古典诗词特别喜欢，以至到晚年还经常

赋诗几首。他说，我不能数典忘祖，中国曾是日本的老师。如果懂了几句日语就看不起中国文化，那就是文化汉奸！后来他的同学回忆，于桑（先生）当年在我们的面前表现的很骄傲。虽然和我们关系也好，但从来不在我们面前示弱或乞求。

1938年4月，只读四年中学的于**考取了满洲医科大学。其实学医并不是他的本意。他回忆说：“中学毕业后，我的理想是同哥哥们一样到日本或美国学习，当时我一心想学工报国。但是日本在泸沟桥发动侵华战争之后，身为***员的两个哥，一个被暗杀，一个被迫****。父亲伤心了，再也不肯让我去留学，并极力主张让我改变志向去学医。他说，学医平平安安，将来自己开个小诊所，给人看病也能养家糊口。这突如其来的变化，让我一时没了主意，最后只好接受了父亲给我安排的命运。”

设在沈阳的满洲医大是一所怎样的大学？还好，哈医大健在的原流行病教研室主任刘瑞章教授是于**在满洲医大的同学。这位中国第一个发现“森林脑炎”的医学家在中国流行病学界颇有声望。虽然已过耄耋之年，刘先生仍精神矍铄，博闻强识。说起他的母校，娓娓道来：

“1904年到1905年的日俄战争之后中，旅顺和大连归了战胜的俄国。日本人不甘心失败，继续向俄国挑战。俄国海军从欧洲远道而来，日军以逸待劳，以静制动，最后俄军大败，大连又被日本人占领。日本人夺回了俄国人修建的中东铁路。他们又修建了从哈尔滨到长春又到大连的南满铁路。为解决日本人医疗问题，1***年南满铁路局在沈阳建立了南满医学堂，这所学校归日本国文部省管理。当时它和同期由外国人建立的北京协和、山东齐鲁、湖南的湘亚、成都的华西医学院齐名。这个学校建设的都是日本风格的欧式建筑，配备都是世界一流的实验设备。这个学校的显微镜加在一起比中国当时所有大学的总数还要多，而且都是蔡司、莱卡这些名牌。学科设置非常全，病理和内科、外科都设两个教研室。一个教研室设一位教授，一位副教授，两个助教。由教授说了算，其他人都要服从。这个学校预科三年、本科四年。学生来自日本本土和中国、朝鲜，还有中国台湾省的。100个学生中，中国大陆的有20个左右，台湾和朝鲜的各有三五个。学生宿舍最大的6人一间，还有4人2人的。刚入学时住6人间，其中有2名三年级的，2名二年级的，2名一年级的，便于交流。读本科就2人一间了。最后一年一人一间。”

我是1942年从旅顺二中考入满洲医大的，在校时我和于**就认识。在校的学生都要在下午四点参加体育活动，日本学生一般都参加柔道、武术，中国学生都参加蓝球和足球。因为个子小，我参加了足球队，正好于**在足球队当队长。他说，你个儿小灵活，就当守门员吧！我们的足球队在奉天很有名，还参加每三年和朝鲜的汉城大学的对抗赛。于**的组织能力很强，大家都服他，球队的战绩也不错。

日本的女作家高野悦子在她的书中，对于**的满医大的生活也有记述：

“从中学时代就喜欢足球、游泳、滑冰等体育运动的于先生在预科时当过足球队长。在小学和中学时都受到过很好的日本老师的教育的于先生，对日本没有抱什么特别的反感。可是旧满大的学生来自全中国各地，其中有从南方来的学生。于先生第一次从他们口中听到了日本军在中国内地的残暴行为。当他从大连送妹妹去上海的长兄于清伦处时，亲眼看到了铁路沿线遭到破坏的情形，从而开始有了觉醒。于是他穿起灰大褂，蓝布裤子、布鞋，以便与日本人区别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