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风呼啸，仿佛要把大地上的所有生灵卷走。

暴雪狂飞，仿佛要把田野里稀稀落落的村庄全都埋葬。

一辆白色的救护车，急速地冲出哈尔滨的市区，向北奔驰，穿过灰蒙蒙的呼兰县，又拐向西北。

路在何方，前面一片苍茫。

一位穿着皮大衣的年轻人，眉头紧锁，神情焦虑。他凝望窗外无边无际的大雪，不禁浑身发冷。

记得五年前的春天，他从海滨城市大连来到这个浪漫的城市时，曾因为错过了下雪的季节而遗憾。后来他深深地爱上这北方漫天飞舞的大雪，雪把这个欧风弥漫的城市装扮成童话的世界，雪铺满他工作的校园和医院的小道，那上面印下他青春的脚印；雪也让他的孩子变成了冬天里不怕冷的天使。

如雪的白是他职业的颜色，圣洁而芬芳，那是他和同仁们救死扶伤的纯真心灵。他爱白色的雪，正如他爱他神圣的职业。

可今天，那窗外比城市里更白净的雪更晶莹的雪变得剌眼了，变得冷酷了，甚至让他感受到了一种迎面扑来的恐怖。因为一个“幽灵”、一股“瘟疫”、一群“妖孽”，正在荒原深外的村落里横行肆虐，严寒就是这些“魔鬼”的衣钵，而那遍地的大雪成了无数受害者的裹尸布。

这种白色的神秘的“瘟疫”就是“克山病”，它正在中国最严寒的黑龙江省的最严寒农村暴发！

于是接受黑龙江省政府的命令，一支由本省最高的医学圣殿哈尔滨医科大学组成的医疗队，正奔赴病区，去抢救正在死亡线挣扎的饥寒交迫奄奄一息的农民。这支医疗队的队长就是他，身材高大、英气勃发的哈尔滨医大附属医院的内科主任、副教授于**。

这是1953年的冬季的一天，那一年于**31岁。浓重的胡须掩饰了他的年龄，而爽朗热情又让他活力四射。

他没有想到，就是这一次特殊的任务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从此他的命运和这片黑土地上人民的生活，和在风雪中与病魔抗争的农民的命运紧紧连在一起了。

那时他心里有个信念，因为他从小就会背林则徐的一句话：“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为了自己的国家和人民，多少先贤慷慨赴死，何况我们面对的是一种病难！

他和死敌“克山病”的斗争，整整五十年，整整半个世纪，从来没有停止过，也从来没有动摇过，一直到他2004年一病不起。他可以告慰他从少年时代就崇拜的科学家居里夫人了。她说过：“我们应该不虚度一生，应该能够说：‘我已经做了我能做的事。’”

58年后的今天，也是一个风雪迷蒙的日子，一早，我们也从哈尔滨出发，去追寻于先生的足迹。同行的有于**院士的最后一任秘书、中国地方病防治中心克山病研究所的副研究员张立君，于先生的二儿子、哈医大外语教研室的副教授于秉柯（小鸥），为我们开车的郑枝英师傅曾给于先生开过车。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个特殊的团队是我此次采访成功的保证。

我们出发的那一天，哈尔滨的最高气温是零下20度，而最低气温达到零下30度。北部市县的最低温度已经超过零下40度了。而电视新闻中，哈尔滨到牡丹江和到佳木斯方向的高速公路，因大雪被关闭的消息，更让我们胆战心惊。

郑师傅说，北部线没问题，虽然雪也很大，但路还能走。我穿上了知青时代的毛皮大衣和厚重的防滑鞋，坐在封闭很好的丰田吉普车里，还是不觉得温暖。一路上，张老师、郑师傅和小鸥关于于先生的故事，让我不断地热血沸腾，冷也在不觉中消逝了。

小鸥说，过去路况不好，雪大路滑，父亲每年冬天都下乡，还往全国各地的病区跑。母亲和我们最担心他在路上的安全。这么多年他遭遇车祸十多次，每一次都大难不死，如在西藏遇到过泥石流，车差一点被埋了；内蒙还翻一次车，他的头被缝了十多针；在哈尔滨市里，车也被撞过，头也缝了十多针。最险的是那次从富裕到齐齐哈尔的路上的车祸，如不是关振中叔叔急中生智奋力抢救，他真的完了。那次车祸造成了他胸椎骨压缩性骨折、肋骨骨折、锁骨骨折的重伤，被送进齐齐哈尔的医院。从第二天开始，他就自己进行腰部伸展运动开始每天能做二十次，痛得他大汗淋漓。三周以后，用担架抬着他回到哈尔滨。他锻炼逐渐增加，伸展运动的次数，最后一天可做一千五百次，到第五十六天，他恢复了正常的生活和工作，马上参加学校工作，还能在松花江游泳了。后来医大整形外科给学生讲课，都用我父亲的例子说明骨折病人进行积极运动的必要，他创造了奇迹，硬是把被压缩的胸椎骨拉起来了。当时我妈妈从哈尔滨赶到齐齐哈尔医

院照顾父亲，每天接待排着队来看望他的老乡。

张立君说，听当年和于先生一起下乡的老同志说，开始他们是背着行李进屯的，但实在麻烦。后来他们就住队部“老跑腿子”（老光棍）的铺位上，那被子从来不洗，被头油乎乎的，被窝冰冷，一股“臭豆腐炖小鸡”的怪味。冷和脏，他们不在乎，最麻烦是虱子、跳蚤。后来于**老师发明一种“**睡觉法”：晚上脱光所穿的内外衣服，然后挂在老乡窗户上，第二天早上摘下来，穿上就走，肯定粘不上那些可恨的小虫。于先生那一代人“苦中作乐”的幽默和智慧，又让我们一阵发笑。

说笑中，路途并没有变得快捷。从哈尔滨到绥化是高速公路，再转兰西、青冈、明水、克东、北安，也是新修的路，可结满冰雪的路面如镜面一般，不得不减速慢行，若不是郑师傅有冰雪中行车的经验和技术，我们早翻到沟里了。风雪之中，路上的车甚少，我们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了，重要是就是这份“体验”。

夜色朦胧中，我们驰进北安这个有48万人口的县级市，望着灯光装饰得时尚迷离的街市，让我们忘了十个小时路途的辛劳。听说，我们要来采访于**，当年和他一起工作的“防克老战士”已经等了我们好几个小时。1956年春天就在这里建立了地方病研究所，现在改作卫校了，小欧认出了这个院子，有一年过春节，他和妈妈赶到这里和爸爸团聚，那时他还很小。北安是克山病的重病区，每年冬天，于先生他们都到这里集中，然后和大家一起下乡，搞克山病的防治。

我们是先开的座谈会，然后和那几位老同志一起吃饭。当年，他们都是哈医大或其他医学院校毕业生，党的一声召唤，他们就来到这个偏远寒冷的小城，一干就是一辈子。现在他们一个个都是白发苍苍、年过七旬了。一说起于老师，他们都很伤感，眼泪就掉了下来。我们赶快差开话题。

“为什么你们总是在最冷的时候下乡？”

“腊月是克山病的高发时间，每年的‘头场雪，三九天，过小年’，发病多，死人多。于老师就领着我们往病最重的地方跑！”

“这么大的雪，车能进村吗？”

“那时政府要求每个村都要‘三定三红’，‘三定’是固定马爬犁、马匹和车老板子；‘三红’是执行任务的马爬犁上插红旗、马匹要挂红布条、老板子要戴红袖标。村里一有人发病，马上动用这个专业队伍往‘点’上送，或者到‘点’上接我们到老乡的家里救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