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阀集团的维系，绝不仅仅是一个政治问题。首先，所有军阀集团都具有政治集团和社会群体的双重性质，作为前者，集团需要政治行为、组织诸方面的思考；作为后者，社会次级群体的功能、作用及规模等方面的内容也不可避免地进入维系问题的视野。他们要涉足家庭、社团、乡政，甚至还要提出社会人生目标的规划，对于蒋介石这样一个全国名义上的统治者身份的军阀来说，尤其如此。这里所论述的，就是蒋介石从维系这个视角，对社会人生的基本理论和编织社会控制网络的设想。

一、社群论

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群性至上的社会，千百年来，人们习惯于在人与人的关系中寻找自我的位置，心安理得地把自我编织在群体网络之中，湮没在群体的海洋之内。传统社会特有的社会化过程，成了某种单向的泯灭个性和自我意识的过程。各种地缘和血缘群体在中国社会历史中起的作用之大、地位之隆是惊人的。生活在这样一种群性弥漫的文化氛围中的人或多或少都会打上所属文化的烙印，蒋介石作为一个文化保守主义者，当然更不例外，我们在前面一节已经讨论过了蒋介石对个性解放的嫌恶，对自由意识的反感，与此相应，我们可以找到他对群性的崇尚，对团体的迷恋。

杨森赶走熊克武，做上了四川督理，在成都大修马路，强行拆毁民房不予赔偿。成都著名的“五老七贤”前去请愿，杨森虎下脸来斥责说：“我拆一点房檐屋角，你们就大惊小怪，说老百姓不愿意。如果我当初进入成都时，把四城门关上，放一把火烧个精光，倒还省了不少麻烦。”当时成都小报出了一副语意双关的对联：

民房早拆尽，问将军何日才滚？

马路已捶平，看督理哪天开车？

◎今日观之，还是做了点好事。

张宗昌督鲁，搜刮无所不用其极。曾开“狗捐”，民间养狗，一律纳狗捐，每只狗纳洋五角，后来涨至六元。纳过捐后，发一小牌，上书“警察厅”字样，挂在狗颈上。

◎自供。

对于凝结超血缘、地缘团体的问题，军阀一般采取的方式是贯穿和强化个人联系，将固有的血缘、地缘关系放大、融会于团体之中。蒋介石在这一点上也并无二致，我们已经在总论部分论述过了，蒋介石的不同之处在于强调超血缘、地缘社会活动团体的团体精神，他要制造维护和发扬这种精神。如果单从外观上看，蒋介石的社群理论与西方近代社会学社团理论是有某些近似之处的，然而，西方社会发达的次级社会群体是建立在一个个有自主性的个体基础之上的，其团体精神也是有利于个体自由发展，有活力的精神。蒋介石的团体，则不仅极度地泯灭个性，而且还将传统的家族、乡人、师门等一整套中世纪纽带和人身依附关系融入其中，所强调的团体精神，也是一种传统精神的变种。

蒋介石社群理论的基石，是一种貌似正大、堂皇的绝对集体主义。他认为，个人的生活目的就是为了群体，因为“每个人的生命是民族生命所遗传的一分子，是整个民族生命延续的一分子，乃是整个民族生命长流的一点”，所以“只有牺牲个人的生命来充实整个民族的生命，使我们五千年来祖宗遗留下来的民族光荣历史，得以继续保持；我们子孙未来的光荣历史，得以不断的发展，这才是我们一个人的生命真正意义”。且不说这种说法仅仅是传统家族中心主义的翻版，不过将家族替换成了民族；也且不说这种理论背后含义不过是要人们把生命奉献给所谓体现民族利益的他的党和军队；仅就这种貌似有理的理论本身我们就能找出某些非常残酷十分违反人性的东西。

四川将军陈宦，一天突然对他的卫队官兵特别加恩，准许他们之中有带家眷的可以携眷到督署所在地古皇城居住。每家给洋十元，白米一包。结果卫队大喜，没有家眷的也找了妓女，一窝蜂地挤进古皇城，弄得乱糟糟一团，陈宦无奈，又下令将他们全哄走。

◎有福同享。

陈二是王怀庆最亲昵的副官。出外散步，一阵凉风吹过，王即双臂向后一垂，陈二已将衣服穿在他身上；想要便溺，陈二又马上会为他解带宽衣并揩污。王怀庆的部下无不奉承这位陈二爷，有些机关为了讨好王怀庆，还每月送陈二爷一份干薪。每逢“三节”“两寿”，官员们为王拜节祝寿时，都要给陈二单送一份。

◎唐明皇一日离了杨贵妃便吃饭不香，王怀庆一日离了陈二爷则拉屎不畅。

首先，这种理论把人的整体与人的个体对立起来，把个体变成了与整体相异的东西；其次，这种理论认为个体自身毫无价值而言，个体只有绝对地、无限度地为整体牺牲才有意义，只有把个体“渺小的短促的生命”贡献给无限绵延的巨大整体，个体的生命才具有价值。无疑，这是一种类似极权主义的集体价值理论，在这种理论视野下，个体的生命完全被淹没于集体之中。任何个体的特性，哪怕是无意义的、冤枉的牺牲，只要集体巍然不动，就没有任何关系。因为没有集体，个体是不存在任何意义的。

黑龙江督军兼省长毕桂芳为夫人祝寿，大开宴席，大演其戏。席间，撤职查办的泰来县县长，登门贺寿，行着三跪九叩的大礼，礼毕长跪不起，说：“本县绅士诬告我，请太太替我做主。”毕督军一面笑一面搀起他：“这点儿小事用不着太太做主，我就替她做主吧，好了，回任当差去吧！”

◎军阀也兴有“女政委”。

曹锟一上台，西方国家公使便提出要惩办临城劫车案负有责任的山东督军，否则不支持曹政府。曹锟只好准许山东督军田中玉“辞职”，升他为空有虚名的上将军。不料洋人仍旧不买账，说升为上将是奖励不是惩罚。无奈，曹只好亲自出马劝田中玉自动辞去上将军以免政府为难。田大怒不允，曹央求道：“老弟委屈点，看我的面子。”

◎见了洋人腿就软。

事实上，人的整体是由人的个体构成的，抽掉了个体的价值，所谓整体的价值也会变得毫无意义，无视个体利益的整体利益是脱离了实在内涵的空壳，而实际上化为少数所谓整体代表者的私利，要求个体为整体无限制牺牲，不过是假借整体名义施行暴政的托词，在这种堂而皇之的托词下，每个人的牺牲都是随机的，无限制的，只要在整体的名义下就可以对每个人每个家庭做随意、甚至是毫无道理的侵害和剥夺，因为即使有天大的冤情，也不过是为整体牺牲的一种形式而已。在这种理论的指导下，纵使奉行这种理论的领袖人物品格高尚也是有害的，更何况，许许多多随机奉出的生命真正变成了“牺牲”，被放在某些人的祭坛上，而那些领袖却会在整体利益的借口下保全自己的一切。所以说这种理论是让人心甘情愿把自己摆在貌似祭坛的餐桌上，供大人先生们咀嚼的广告。

以上，仅仅是蒋介石社群理论的基础，下面，让我们看看这个理论的本身。

什么叫做社会群体？这是应该首先回答的问题。蒋介石认为：“凡是多数人依某种共同意识而结合的都叫‘群’。”这种定义，事实上把社会群体限定在政治和思想团体的范围，显然，原本意义上的“群”范围还要大得多。蒋介石的这种限定，把他的社会观纳入了团体维系的轨道。

杨森为加强对部属的控制，提出“本军系统化，行动纪律化，思想革命化”，以及在军中实行“公筷化”，即吃饭夹菜用公筷。一天，杨森请全军校以上体育教官吃饭，由参谋长鲜光俊作陪，主客围着圆桌就坐，大家一看只八个人，却摆十六双筷子。杨森见大家坐定就宣布：我提倡卫生，每个人摆两双筷子，一双用来夹菜，一双自己吃饭用。结果刚一进餐，鲜参谋长就犯了规，夹菜没用“公筷”，杨森把脸一板，喊：“停止！”然后宣布：“今天吃饭就到这里！”说罢转身走了。

◎又是卫生标兵。

奉系内当家王永江埋头内政，从不与外部交接。第二次直奉战争前，有曾任北京政府总长者，致长函于王，颇关政要，王阅后竟援笔批“不理”二字，置之脑后。

◎光荣孤立。

从这样一个前提出发，蒋介石认定：“只要是一个人，一定是社会的人，一定是过互助合作的社会生活，一定是过规过劝善的团体生活。”三个“一定”加起来，真是武断得可以，为什么非要“一定”，不一定又怎么样呢？显然，蒋所谓的团体，不是人们自由组合的社团，而是合乎他要求的团体。对蒋介石来说，社会团体就意味着统治的牢笼，凡是不合乎这一规定的，即使是真正的“规过劝善”的团体，空想性的“互助合作”团体也免不了横遭猜忌和打击。举国之内，政治性的“团体”只有国民党一家可以独存，连国家主义这类小骂大帮忙的党派早先也无立足之地，甚至国民党内的不同派别如改组派也难逃被飨以毛瑟的命运。说得明白一点，就是“各社会、各团体，一定要养成党化、军队化，党的纪律是最严的，大家都要服从三民主义，和党的一切章程；军队的组织是最细密的，命令发出后，不能错一分时间”。是啊，团体必须党化，军队化，这才是合乎要求的社会团体。更进一步，蒋介石从行囊里拿出了形形色色的党化、军队化的团体和组织，在一般老百姓是连坐连保的保甲，在青年是各种名目的服务团，在军人不仅有黄埔系而且还有由庐山训练搞成的“军官团”，甚至在国民党内还要搞一个以绝对服从他为宗旨的党中之党“复兴社”（据复兴社的创议人刘健群的提议，社员要身着粗布蓝衣，对领袖无条件服从，因此外界将服从，因此，外界将之比附为墨索里尼的黑衫党，称为“蓝衣社”），从而“将我们全国一切个人的生活都能纳之于整个集体生活之中，一切个人的行动，都能归向于整个群众运动之下，由生活的集结一体，来造成千万精神意志的共同一致，由行动的合群联系，来造成组织力量的统一集中”。

韩复榘喜欢亲自审案，但往往只问三五句，有时甚至一句不问，只凭“看相”定夺。他问案还有一个惯例，凡案犯要释放的站左边，要枪决的站右边。问案结束，稀里糊涂的，左边站的突获重生，大喊“韩青天”，右边站的如雷轰顶，大呼冤枉。韩在称颂和喧闹中退堂了事。

◎“左派”万岁！

张勋在徐州组织“督军团”，跋扈之极。各方诸侯也乐得看他表演，唱头台戏，凡有“盟主发电，各方一致响应”。一次张勋发现响应电少了福建督军李厚基的，不禁拍案而起：“李培之（李厚基字）什么东西！”这个消息早有人密告李，吓得李急忙来电谢罪，怪他的秘书不该耽误了发电时间。后来选举副总统的时候，张命各省盟友通电为徐世昌（字东海）捧场，李回电说：“我看与其拥戴东海，不如拥戴我师。”

◎补充拍马。

一天，张勋到南京与冯国璋相见。张多喝了几盅老酒，酒后吐露真言说：“老头子（指袁世凯）打了密电来，叫我调查你的行动。”冯不慌不忙地说：“是吗？”他也从案卷中抽出一张电报来，递到张勋的手里，说道：“这就是老头子叫我注意你的行动的密电。”

◎离间不能说破。

“九一八”事变爆发时，主政吉林的张作相正在锦州为他父亲发丧。他置国难于不顾，一心埋头治丧。张父停灵七七四十九天，参加葬礼的人中，光是荐任官以上资格的就有几百人，总共有三四千人之多，锦州市所有大旅店、饭庄，全部包下来专门伺候张。招待客人的大小“知客”就有五六十人。

◎国亡何如爹死？

然而，即使把所有的人都组织进社会团体，也并不能确保每个人对首领的忠诚；即使是每个成员都效忠于首领，对于团体的目标实现来说还是远远不够的。团体只要行动，就必须解决协调问题，行动的最佳状态往往伴随着团体精神的养成，这种精神是团体效率的保证，为一般现代社会团体或多或少具有。蒋介石对西方民族的这种团体精神和行动效率是颇为羡慕的，他不止一次地感叹中国人散漫，疏懒，办事拖沓，甚至夸张地认为英国人“只要有三个人到了一个地方，就可以成立一个类似政府的自治体，其中有领导，有纪律，有服从，分工合作，休戚相关，时时刻刻在想方法，来应付他周围的环境，巩固自己的力量，抵制团体以外的各种人与事；而在组织里面的人，又互相宣传，互相推许，一方面在使人人对他们各组员佩服，一方面还要使人人对他们大家敬畏”。这种动机使蒋介石意识到，仅仅加强团体成员与他个人的直线联系是不够的，团体成员还要有“爱群的德行，合群的能力与利群的思想”。但是，中国人却生性疏懒，不守秩序，又好意气之争，所以，就非有“群育”不可。什么叫“群育”呢？蒋介石认为：“所谓‘群育’者，则指改善多数相处之道，亦即谋群的共同生活之改进，与集体意志的实现与发扬之谓。”群育的内容大致有两条，第一条是培养家族气氛，比如蒋介石就反复地对军官学校的学生这样讲：“你们要把学校当作家庭，要把官长当作你们的家长父兄，要把自己看作家庭的子弟，要决心把自己看作一个小孩，不要以为自己是二十余岁的学生，已知道许多事情。”第二条是以特殊的精神与物质标志使某种团体的成员产生特殊的荣耀感，从而增强团体成员对该团体的依恋。如对黄埔生及军官团学员发“中正剑”及蒋本人签字的照片，及反复宣称黄埔生是革命的骨干，“我们的校训是亲爱精诚，凡是我们的同学，都要一致团结，在纯粹的国民党的指导下，为革命努力。”他还特别强调：“黄埔的某期某期的名称，本是时间上的一种标识，并非划定了什么界线”，所以要保持黄埔系统的整体意识。在国民党的体系内，黄埔是有着特殊的地位，都是蒋手下的“天子门生”，可以称蒋为校长，对于非黄埔的军队，蒋介石如果赏识，则赐给黄埔出身的名义。

二次革命失败后，汤芗铭为湖南都督，原都督谭延闿被令入京待罪。谭在入京之前，每天拿着一张纸头，躲在房里默诵不已，原来是事先预设好的袁世凯与他的问答词，袁如何问，他就如何答，事先背好台词，以免临事张惶。结果到京之后袁并未“问罪”，反与谭大套交情，原来背的台词一句也没用上。

◎翰林白用功。

洪宪帝制，各省一致发出推戴书，上面写着：“谨以国民公意，推戴今大总统袁世凯为中华帝国皇帝，并以国家最上完全主权奉之于皇帝，承天建极，传之万世。”无论哪一个省区的推戴书，都写着这45个字，不多一字，不少一字，也没有一字不同。真咄咄怪事。

◎官样文章，从来如此。

通过这种双管齐下的群育，以实现所谓“就人与人之关系的极力改进，以求增进此群的合力，使群的生存，得以永远并且进步无已”的目标，而这个目标的背后，恰恰站着蒋介石本人。“群育的目的，就是要发挥组织的力量，如何才能发挥出组织的力量呢？第一要有一个领袖，做全群的信仰中心。第二要有一个纪律，做全群的行动规范，所以信仰领袖，遵守纪律，就是群育的主旨。”绕了一圈，所有的亲爱精诚，家族气氛无非是要服务于信仰领袖，奴才们的和谐不过是为了多为主人干点事。

1921年夏，四川各派军阀都接受刘湘的倡议，派代表到重庆开整编会议，然后点验各军人枪，按实有的人枪数，编成师旅团单位，并按实力分派调配防地。其中保定系的刘斌挂着一个师的招牌，人枪却不满三千，刘斌唯恐点验不利于己，于是一方面用银钱、鸦片、土产来收买点验人员，一方面还要耍花招应付点验。第一天先在操场上摆出一个团，配足了人枪数字，毫不缺少，让点验组去详详细细地照册点验，枪支号码，人员马匹，一点不差，使他们有些信服。第二天点验，还是这班人马，不过主官换了。点验刚开始，就有人鼓噪索饷，刘斌在场，似乎也无力阻止。一时人声汹涌，情势紧张，吓得点验组只好草草收场，再加上银洋、鸦片、银耳的作用，终于让刘斌部蒙混过关，编成师级建制。

◎都会糊弄上边。

当然，这样的“群育”是培养不出什么团体精神的，正如海外学者陈志让指出的那样，中国军阀的军队中始终没有类似于西方军队的军官团精神；所有的，仅仅是封建道德气息和帮会气氛。蒋介石一方面羡慕西方的团体精神，甚至以效颦之举大搞“军官团”，另一方面又热衷于制造派别和矛盾以收相互牵制之利的传统权术。他不知道，纵横捭阖的权术恰恰是团体精神的克星。然而，在蒋介石那里，这种鼠猫同笼的现象比比皆是，这从蒋介石的整个思想脉络来看，倒也合乎逻辑：出于功利的冲动而拿来，在“中国化”或者“儒化”的过程中变质，最终却将这种变了质的舶来品放在与它根本不相容的环境里。这种悲剧的三部曲，并不仅仅发生在蒋介石一个人身上。

二、乡政论

蒋介石的乡政论，是由保甲制度和相应的政策所谓“教、养、卫、管”四大要务组成，也是他的所谓社会建设的主要内容。这种政策与制度的实施，构成了蒋介石统治的最黑暗、最落后、最残酷的一页。

汉中小军阀管金聚有众万人，为集拢人心，加强控制，管部士兵人人佩戴有管肖像的徽章。在军阀混战中，管战败，化装成中医逃走，不幸被敌方抓获，管说他是医生，结果敌方将管部士兵身上的徽章拿下来与管对照，管的真面目就暴露了。

◎个人崇拜要不得。

张敬尧督湘，他的四弟张敬汤为其麾下旅长。这个“四帅”常自比诸葛亮，曾经穿上八卦衣戏装，拿了鹅毛扇子，走着台步问他的马弁说：“你们看我像不像卧龙先生？”马弁们应声道：“卧龙先生只会用计，不会打仗，哪里比得咱们四帅智勇双全。”可是这个“假孔明”却是“真时迁”，经常跑到大户人家“借”贵重东西，有借无还。

◎阿猫阿狗也敢自比诸葛，卧龙被糟践死了。

保甲制度是萌芽于商鞅变法的封建统治的治民老术，是一种高度管制的军国主义政策。中经北宋王安石变法正式有了名目。多少年来，“王道”来了它就忍气吞声，“霸道”临世它便神气活现；其军事化、强制性的特点，历来为强横的独裁者所青睐。蒋介石自然也不例外。他不像一般地方军阀那么短视，仅仅把地方乡政机构作为搜刮的工具，也没有阎锡山那么谨慎，有保甲之实而避用保甲之名，他从来不掩饰其对传统政治、哲学、文化的喜好，即使这种有乖“仁政”的“蛮霸之术”也照抄不误。保甲制度自1932年8月开始从鄂豫皖推行，到1949年蒋介石在大陆的统治完结，持续十七年之久，为最能反映蒋介石政权特色的一项社会制度。

保甲之制，以户为单位，户设户长；十户为甲，甲设甲长；十甲为保，保设保长。把所有的人民，不分职业、地位、性别、年龄，一律编组起来，即便和尚老道也不能幸免，每五户“共具联保连坐切结，声明结内各户互相劝勉监视，绝无通匪或纵匪情事，如有违犯者，他户应即密报惩办，倘瞻私隐匪，各户应负连坐之责”。①

湖南名士王闿运将辞国史馆馆长，时袁世凯复辟迹象已明，王曾调侃袁世凯说：“总统府政事堂应有一块题为‘旁观者清’的横额，两旁联语可配：‘民犹是也，国犹是也；总而言之，统而言之。’”此联传出后，有人续为：“民犹是也，国犹是也，何分南北；总而言之，统而言之，不是东西！”

◎岂只总统不是东西。

袁世凯大肆收买国民党议员，从中说合者，以政治掮客自命。有屈某者，做成一笔交易，讲明买价2700元，其中卖者实收2000元，以500元为“佣金”，另提200元为交际费。不料卖者直接从买主处领得全部买价，掮客毫无所得，于是屈某向法院提出诉讼，诉状中有“买卖狗羊尚有佣金”之语。

◎法庭应判掮客胜诉。

保甲制度的施行，在农村乡以下的社区平添了一大批“监督、教诫、看管、处罚、督率”人民的政府爪牙。保甲长均由按所谓“十室之内必有忠信”的原则，选择忠实于蒋介石反动统治的所谓“正绅”及爪牙充任，再加上户长的设置，实际上使他的统治实现了与封建宗法势力最大限度的渗透。而恶毒的联保连坐法，迫使人民相互猜忌，相互监视与告发，从而使劳动农民本来存在的淳良和睦之风荡然无存，在困苦中挣扎的人民的生活更加艰难和难堪。保甲制度不仅仅从实际上，而且从名义上把冠冕堂皇地载之于“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的国民基本的言论、行动自由剥夺得干干净净，代之以近乎监狱狱规的保甲条例，人民的一举一动，婚丧嫁娶，探亲访友甚至吃喝拉撒都在别人监视之内，甚至要呈报具结，广大的农村无形之中变成了一座监狱。

保甲制度的施行，为蒋政权编织了一套搜刮敛财的税收网，使蒋的财政机器变得空前致密和深入，保甲网络中的人民被迫负上了奇重的经济负担，源源不断地付出人、财、物的代价，以填补因围剿红军而耗竭的蒋介石的金库，一饱四大家族的贪欲。把持保甲的土豪劣绅凭借手中的权力，恣肆妄为，借机中饱，更加剧了农村的破产。

云南军阀叶荃从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回滇，时云贵总督他调，由藩台沈某代理。一日晨，叶往谒沈，侍从对叶说：“大帅还未起床，可改时再来。”叶大怒，道：“身为总督大员，此时还不起床，成何体统！”乃索回手本，拂袖而去。几天后几位士官同学又去谒沈，其他人都说要仰仗大帅“栽培”。叶却说：“中国人干中国人的事情，说什么‘栽培’！”沈颇不快，但又不便发作，仅怒目视之，叶旁若无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