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军阀生长过程的特点之一就是从发育到成熟经过了一个由新军阀取代旧军阀的换代过程，在此过程中，不仅在形式上由群雄对峙转变为名义上统一的中央军阀与地方军阀的分立，而且在发育期积淀起来的形形色色的军阀意识也在新的外壳中存留融会，以某种新的但又仿佛似曾相识的面目展现于人世，从维系意识这个角度而言，中国历史上最大也是最后的军阀蒋介石集团，活像一个藏污纳垢的大水洼，在时代大风雨中形成的条条泥流浊溪都汇集于此，道学的酸腐，青帮的阴骘，十字架的灵光与军国主义的滥觞，五光十色，甜酸苦辣，经过蒋介石的调和与酿制，变成了一锅以恢复传统为基调的老汤。

感谢历史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畸变的传统政治文化的最完备的标本，借助于它，我可以在此更全面地展示一下这种畸变的一丝一缕。

以下五章所引用的所有蒋介石的言论，均出自于台湾中国文化大学，中华艺术院编印、张其昀主编的《先总统蒋公全集》。文中凡属带引号的行文，没有注明出处者均为蒋介石的话。而且为他在1948年以前的话。

不言而喻，维系是一种政治行为，所以政治观在整个维系思想体系中的位置不问可知，尽管像其他封建军阀一样，蒋介石严格地说来并不具有西方现代意义上的政治意识，对民主政治不甚了了，然而作为一个中国最大的军阀和名义上的全国统治者，他必须对如何统治作出回答，因为他身处的时代已经不是他的前辈所处的那种封闭环境中的传统岁月，他不得不面对开放的世界和变化了的中国。

在政治意义上，麻烦的是蒋介石一身而兼具的双重身份。作为传统政治文化的传人，他与他的武化前辈们并无多少实质性的差别，但他一向乐道的却是以叛逆传统为主要特征的政治集团的继承人的头衔，在前者的立足点上，他舍独裁而无他法，在后者的高帽之下，他非有假托而不能行。

蒋介石为刺探韩复榘的情报，特派一名特务伪装成“阴阳先生”打入韩的身边，韩很迷信，常让人看卜问卦。那个特务还真小有其术，居然骗得了韩的信任，他自称“青天鉴”，投韩所好，常为其解梦、占卜。后来，蒋介石利用这个“青天鉴”之助，将韩骗到开封枪毙了。

◎魏征哭死了。

刘湘死后，蒋介石为了分化刘湘旧部，命王缵绪（刘之军长）为四川省代主席。蒋问王有几个儿子，王答：“因为多娶了几个老婆，便多生了几个儿子，我一生就做了这件混账事。”后来王私下对人说：“我多接几个老婆，蒋还不是多接几个老婆，我混账，他不是一样混账吗？我在幽默他呀！”

◎都挺混账。

一、国家论

国家理论是任何政治观的核心成分，蒋介石的国家理论是由“国家有机体说”与他杜撰的“灵魂国家说”糅合而成的杂碎。

何成浚任蒋介石的驻鄂靖绥主任，夏斗寅为湖北省主席，二人相互攻讦，争权夺利。夏常去蒋介石面前哭诉何的不是，一次竟然下跪，引起蒋的反感。就在夏下跪的第二天，蒋介石在湖北军政要人的大会上大发雷霆说：“从前北洋军阀把湖北省当作殖民地，任意宰割，你们湖北人连个屁也不敢放！现在把省政府交给你们湖北人自己管理，你们不但不好好干，反而相互攻讦，成何体统！真是省政府主席无耻，省党部委员也无耻！怪不得人家说：‘天上九头鸟，地下湖北佬’，真是难缠！”

◎伤众了。

蒋介石秘密捕杀韩复榘。韩临死前说：“我的鞋太小，有些挤脚。”

◎谁叫你给人家吃“新生活饭”？

蒋介石的“国家有机制说”是从西方思想家孔德那里搬来的。在蒋介石看来，国家就像一种有机体，而且是像人一样的高级生物，五官俱备，四肢齐全，这种高级生物存在的原因和动力只有一个，就是因为它有灵魂。所谓“我们一个人之所以能叫做一个人，全靠有灵魂；换句话说，就是有精神，有感觉，有灵明思想，能动作行为，否则这个人就只有一个躯壳，一个死的尸首，不能叫做一个活的人了。所以有灵魂就有生命，就叫做人；一旦失掉了灵魂，便马上失掉生命，这个人就是死了。国家也是一样，国家既然是一个有机体，一定也是有一个灵魂的”。我们知道，人的大脑机能、神经机能是无法与大脑和神经系统分开的，人之所以为人，就在于物质与精神的高度统一，如果把人的感觉与思维功能当作灵魂而硬从产生它们的物质实体中分离，也就无所谓生命，无所谓有机体了。事实上对人而言，器官与功能无所谓谁决定谁的问题，因为人既是生物进化的结果，又是自己活动的产物，形而上学地将所谓灵魂割裂出来，赋予它决定性、本源性的意义，无非是一种唯心论的灵魂至上主义，这种说法在文学上可能会有点意义，但在科学意义上却是毫无道理的。

既然作为有机体的国家，除去灵魂之后变得毫无意义，那么作为实体的国家也就没有什么谈论价值了，国家实际上等于一种精神和意识范畴的事物，将国家缩小，就是个人的心，将个人的心放大，就是国家。万物皆备于我心，何况国家乎？

蒋介石第一次下野，拿贵州军阀王天培开刀煞气，王天培很迷信，临刑前还拿出一颗“舍利子”，希图佛法保命。

◎白瞎了舍利子，和尚该哭了。

1941年1月3日，蒋介石上门拜访冯玉祥。蒋走进客厅，想从墙上发现自己的照片，结果没找到。只见墙上挂着一张条幅和一副对联，条幅写着苏轼《留侯论》中的几句话：“当韩之亡，秦之方盛也，以刀锯鼎镬待天下之士，其平居无事夷灭者不可胜数……”对联写的是明朝人讽刺不说话不做事的大臣的两句话：“纸糊之阁老，泥塑之尚书”。蒋看后赞口连连，竟问冯玉祥：“这是你作的吗？”当冯把出处渊源告诉蒋时，蒋忙顾左右而言他。

◎比学问。

本来，孔德的国家有机体说，不过是将社会的各种不同行业，各个阶层，及政府的各种职能机构，比附为生物的各种系统和器官，而我们可爱的蒋大人却仅仅抄来了这种学说的名目，而塞进去王阳明心学的国货。这样一来，所谓国家灵魂乃至个人的心或者灵魂（这里，蒋介石把心和灵魂看成一回事）也就等于国家的本身，取代或者象征国家本身。在蒋介石看来，中国这个国家的国魂不是别的，就是三民主义。如果仅仅止于此，读者是可以放心的，因为最容易同三民主义发生联想的是林肯而不是孔子。但怪就怪在，三民主义在蒋某人手里居然莫名其妙地产生了从“三”到“四”的变化，一变变成了“四维”主义（礼、义、廉、耻）。

蒋介石不是不知道三民主义从形式到内容的西方民主思想的渊源，可他却偏偏从浩如烟海的孙中山著述中抓住只言片语，过分强调孙中山晚年的思想本土化变化，硬派给三民主义一个儒家的祖宗，跟他宝贝的理论家一起，非说三民主义的基本精神就是五常八德，就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数千年来历圣相传”的道德。

灵魂国家意在招魂，魂归何处，在兹国粹。

话说到这儿，结论已是不言自明了，用不着太费心思，沿着三纲五常寻上去，我们自可以找到“朕即国家”的归宿。

二、政党论

北伐之后，蒋介石曾派张群去杭州劝孙传芳与北伐军合作。会谈时张群见孙说古论今侃侃而谈，便说：“我看你不像一个军人，很像一个政客。”孙传芳怫然不悦，说：“我不是政客，我最反对政客。我的儿子，也不让他当政客。政客全是朝三暮四、迎新送旧的妓女般的下流东西。我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军阀。”

◎政客是妓女，军阀是嫖客。

中原大战期间，蒋介石派何成睿统辖平汉线一带的杂牌军以对付冯阎。何将总指挥部设在河南漯河，从汉口运来两种“战略物资”，一是一批有名的中外厨师，二是一群高等妓女。同时在漯河街上布置了一个“军中之家”，一应设备，都很考究。在战争期间就靠这两种“战略物资”“供应”各杂牌军将领，为蒋介石稳住了平汉路的战线。

◎妇人在军中，大吉，大喜。

政党是人类社会进入近代以后的产物，一方面是特定阶级、阶层和集团利益的体现者，一方面也作为西方资产阶级代议制的组成部分存在。随着时代的发展，政党的阶级属性逐渐淡漠，而作为政治竞争的意义则日益凸显，中国不存在产生欧化政党的社会机制，孙中山的国民党，只能算作现代化进程中的一种半近代化政党，其会党与士大夫宗派的气息始终没能消除，而到了蒋介石手里，国民党就进一步退化成为其军事集团进行组织强化的一种组织化的工具。

在蒋介石看来，要想实现统治目标，长治久安，就非得有团体有组织不行；因为中国的四万万老百姓实在是太“自私自利”，彻头彻尾的一盘散沙，根本不配合他蒋某人的统治，“只管自己，不管国家，不管我们民族”，完全没有觉悟，所以非得“先联合有觉悟，有知识，有决心，有血性，有能力的分子，组织一个团体”不行。“这个组织是什么？就是一个党。”

具体地说来，蒋介石的政党论是由“前三合一”和“后三合一”两套理论构成的。“前三合一”就是：党军合一，党国合一，党教合一；“后三合一”就是：党的身份君亲师三者合一。

1940年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调为远征军司令长官，按理战区副司令长官孙连仲应升是职，但蒋介石却把蒋鼎文调来当司令长官。蒋鼎文到任，孙开了个盛大的欢迎会，演京剧“群英会”，其中“蒋干盗书”一折，饰蒋干的丑角表演得特别突出，一丑压百正，明白地丑化揶榆蒋鼎文“盗官”。

◎应编一本戏剧政治学。

贵州军阀周西成对贵州控制很严，不允许外人插足。蒋介石攫取中央政权后，派人到贵州主持党务，要在贵州发展国民党党员。周西成说：不必个别吸收，我代表贵州七百万人全体入党。旋由政务厅把全省的户口册交了一份给省党部。省党部只好随便圈了一些贵阳的户口作为党员，其中还有鸦片烟馆的堂倌。

◎名副其实。

党军合一有两层含义，一是以国民党的组织渗入军队的编制，通过党的特务网络化及将领党员化来加强对军队的控制，使党、军合为一体；二是国民党自身的军队化，根本取消党的民主，使全党像军队一般视服从为天职。党国合一也有两层含义，一为党是国家和民族的中心，是国家的统治者；二是党的利益与国家利益完全一致，为党即是为国，党也就等于国，忠党而后才能爱国。所谓党教合一，就是说党员对于党就应该像教徒对待宗教一样，所谓“宗教信徒对于他们所信仰的宗教，一定竭诚服膺，刻苦修习，真实奉行，无间生死。革命党员要成为真正三民主义的信徒和革命领袖的信徒，也一定要如宗教信徒之于宗教信仰一样，精诚热烈，笃信笃行，身心全体归向，始终贯彻到底”。党员之于党，就应该像教徒之于所信之教。

有聊城乡人通过韩复榘的亲信对韩说，他养了一只驴，能日行千里，准备献给省府。韩闻之大喜，将那驴找来一看，果然不同凡驴，毛色绛紫，而四条腿上长着麒麟式的长毛，一派奇相。当即令在院中试跑，快如飞马。韩见状喜不自禁，重赏养驴人，为邀功扬名又特意给南京蒋介石去电，称山东发现了一只“千里驴”，不仅长相奇特，而且跑得也快，准备进献到南京云云。蒋介石接电后也十分高兴，心想驴能日行千里，堪称国宝一件。当即复电韩将驴送来。“千里驴”送京后，蒋和一班政府大员前往观看，并让驴试跑，结果，那驴短跑还可以，而放长跑，则渐渐露出本相，与一般驴并无不同。一时搞得老蒋哭笑不得，大家败兴而归，大骂韩复榘混蛋。韩用“千里驴”拍马，却拍在了马腿上。

◎驴马近亲，让驴去拍马，自是走亲戚。

其次，党要“一面以保姆的资格，培养社会的元气；一面以导师的资格，训练人民政治的能力”，还有第三面，那就是以君王的资格进行压榨、盘剥和管制，即所谓蒋某人所津津乐道的：“作之亲，作之师，作之君”，整整比过去皇帝倡导的君师合一多了一个，凑成“君亲师”三合一。

如此说来，中国只许有一个党存在，那就是蒋记国民党。蒋介石对此倒颇有自知之明：“如果允许各种主义，各个党派，在国里活动，我们真正的革命党——国民党就一定要失败！”所以，共产党和其他反蒋党派不必说了，就是不痛不痒，小骂大帮忙的党也有碍事之嫌，往往要扫除干净，因为国民党实在是太娇嫩了，多一个人来抢饭，也许它就要饿死。

作为这样一个党，蒋介石认为它至少要具备三个要素：“第一，要有信仰，要笃信三民主义”，因为三民主义是中国可以存在也应该存在的主义，其他的种种“杂念”统统要清除干净，统一信仰才能统一意志，统一意志才能统一行动；第二，要有领袖，因为鸟无头不飞，党不能群龙无首；第三，是“历史”。这一条乍一听有点摸不着头脑，不过不要紧，蒋介石解释了：“换句话说，就是要有气节，要始终如一。”说白了就是要党员们多跟他蒋某人干几年，有一点“历史”。

1942年蒋介石去西宁，马步青、马步芳兄弟诚惶诚恐，小心接待。有次蒋介石在堂院里坐着自带的藤椅，扮出一副正襟危坐的模样，阅览《胡曾治兵语录》，马步芳乘机侍立于其侧，一动不动立正站了一小时。而马步青则在外院副官处打盹，及至有人提醒他去随侍，他还不敢前往。此后，蒋感到马氏兄弟兄不如弟，马步芳日益占上风，马步青的兵反而也让给了弟弟，马步芳并获得了一批美式装备。

◎谁叫你打盹来着！

1930年中原大战，胶东军阀刘珍年受到蒋介石和冯、阎两方面的拉拢，刘从开仗到战争结束，两面要钱要枪，既不表态偏甲偏乙，也不宣布中立，引起两方的不满。

◎钱多不咬手。

对于这样的党，军人是首先而且必须成为党员的，因为军人带兵，有兵权，不入党就有可能成为“个人的工具，做个人的走狗”（当然这里的“个人”是绝对不包括蒋介石的）。成为党员就有了组织的约束，想要不听招呼，就没那么容易，因为还有“许多革命的种子，种在士兵里，使他们来监视我们官长的行动，不准官长有像陈炯明这种叛逆行为”。国民党在军队里的组织，就是明明白白锦衣卫和东西厂，有了这样的特务网和监视网，至少在嫡系武力中，想用从前的方法，拿个人的伎俩以遂其领袖之欲望，拿着团体派别去迷惑他的部下是相当困难了，老军阀尾大不掉，自身分裂的毛病，在蒋介石看来是轻多了。

其次，有知识有才能的人应该入党。因为这些人最危险，如果不肯入我彀中，才能愈大，知识愈多，其危险性也就愈大，而使国家社会也受他很大的影响，那就非去之而后已不可。反过来，从功名利禄上说，如果不加入国民党，任凭你有何等的聪明才力，也都同没有一样，而国民党的人即使是酒囊饭袋也照样会有高官可坐，骏马可骑。无能与腐败虽然会降低效率，却能增加集团的稳定。

1927年5月，江西朱培德“礼送”共产党人和政治工作人员出境。不久，武汉政府所属部队第二次北伐与冯玉祥会师，朱马上又派人到武汉，装出一副很沉痛的样子对几位原朱部的政治部主任说道：“很对不住几位，总指挥（指朱培德）特意派我来向几位道歉，总指挥亲自说啦，他这一生就是这一次做出了这样对不住人的事。他说他是吃了屎啦，他说他真是吃了屎啦。请几位多多原谅。好在大家为的都是革命，又是同乡人，几位总可以包涵的。你们走后，全军的人都想念你们。休息几天后，还是请回去帮忙。”后来，冯玉祥又在徐州与蒋介石会了面，时局又变化了，朱的邀请遂无声无息了。

◎还是吃屎了。

总而言之，蒋介石的政党论，无非是利用孙中山先生的遗产，借用近代政治的形式，行封建帝王自固的老术，合思想强化、组织网罗、特务控制为一体，推陈出新。无论是党军、党国乃至党教的名目，都是近代西方政治制度所不可想象的，纯属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在近代条件下的一种畸变。事实上，对于国民党而言，其对军队和国家政权的渗透，都远没有到位，尽管蒋介石反复强调“党”这种工具的重要性，但实际应用起来，对党的使用，却远没有对军队那样得应手，这在某种程度上，是蒋介石最后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三、法纪论

与蒋介石政治观的其他概论一样，蒋介石所谓的“法纪”，也绝非近代意义上的法律与纪律。作为近代西方政治制度的组成部分，法律和纪律是人们日常行为的一般准则，它们不仅规定了行为的禁区，具有约束效应，而更重要的是规定了人们行动的权利，予以人的社会活动的自由。而蒋介石的法纪，只有单一的绳索功能，除了让人服从和驯良之外，还是驯良和服从。

蒋介石的法纪论可以分为军纪论（纪律论）和命令论两个部分。

1927年5月，杨森奉蒋介石之命，出川进攻武汉，结果被打得大败，杨森急切之中换上便衣，拉了磨坊一头驴，仓皇逃命。

◎毛驴有功于军阀多矣！

刘珍年，字儒席，原系张宗昌部下旅长，时张拥兵二十余万，一个小小旅长的刘根本就没被放在眼里。后来，刘叛变投蒋介石，张宗昌与褚玉璞回光返照组织反扑，张褚联军将刘包围于山东牟平，久攻不下。张宗昌坐到系在城西一棵大树上的小板凳上，对城内嘶声喊叫：“儒席老弟，快出来吧！自家人打什么仗？我以前不知道部下有您这么个好人才，班平秀（刘原来的军长）也没报告，我真是瞎了眼，班平秀也瞎了眼。我要是早知道，早把全军交给您指挥了。”

◎跟婆娘一般唠叨。

纪律是什么？蒋介石直言不讳：“就是用法律来维持他的秩序，保持他的系统，这就叫做纪律。”而纪律的“纪”，就是中国古已有之、历代皇帝视为命根子的“纪纲”。所谓“‘纪纲’两个字，粗浅地解说，就是前人所说的三纲五常，一定要长幼有别，上下有序，阶级次第，分得明明白白，这就叫纪纲”。在此，蒋介石又一次过了复古之瘾，纪律不仅是只管悟空不管唐僧的紧箍咒，而且一下子就跳到了道德领域，变成风马牛不相及的“三纲五常”。当然，我们不能怪蒋老先生发昏热，因为我们毕竟不是西方人，犯不着按近代西方法律范畴来讨论问题，平心而论，从传统伦理的视角审视起来，传统王朝的所谓“法”，实实在在是以维护“三纲五常”为目的，所以说军纪或者纪律就是纪纲，虽然有穿凿之嫌，倒也不失传统法纪的内在精神。

四川军阀刘文辉的侄子刘元瑭，掌握刘文辉嫡系的一个师，1940年刘元瑭受蒋介石利诱，将率部队投靠胡宗昌。不料军队尚未开拔，所辖三个团就被刘文辉挖去了两个，刘元瑭带着残余部队去见胡宗南。胡见他部队如此七零八落，哪里把他看在眼里，破口骂道：“叫花子连棒棒都没得！”

◎枪是亲爹。

中原大战后，马鸿逵加入蒋介石一边，战后占据了泰安周围十几个县。马听说泰山脚下某处有宝，遂派一个班的士兵挖宝，连挖三天什么也没挖到，后来又借修什么纪念碑的名义加派一个团来挖，日夜加班又挖了八天，终于挖到了唐明皇封禅的一块刻有祭天文告的翡翠。

◎钱串子脑袋。

所以说，蒋介石认为：“军纪的主要意义，绝不仅是用法律来维持秩序，是要用纪纲的精神来做军纪的基础”，因为“军纪的效用尤在能够移风易俗，涤荡人心，使懦夫立，顽夫廉，就是古人所说的赴汤蹈火、冒死犯难在所不辞的一种精神，这都是从军纪的效用发生的结果”。鉴于军纪要有如此神奇的效用，产生这样的玩命精神，蒋介石进一步认为军纪还要具备三种要素：“一、人格的影响，二、情分的交感，三、一致的精神。”到此，军纪已经从那些冷冰冰的条文大踏步地迈入了心理、情感领域，蒋介石已经不是在谈军纪，而是在谈玄、谈精神、谈道德、谈传统道德了。所谓军纪变成了传统人格、传统情感与传统精神的混合体。

如果按西方社会的观念，道德仅仅是法律的某种补充的话，那么中国传统观念里则恰恰相反，法律仅仅是道德的补充和延伸。人们会为伦常道义而犯法，也会因道德因素而开释，这就是所谓“礼治”。在这样一种文化氛围中，人们不知不觉地就会将法律与道德混同起来，甚至习惯于用道德来取代法律。蒋介石当然也不能例外，他的纪律，已经不是作为法律体系的一个部分，而是不折不扣的道德纪律和精神纪律。

蒋介石的纪律论是赤裸裸的传统道德、纲常伦理的鼓吹，而他的命令论则是他自我神化的变种。

蒋介石倡导“新生活运动”。在“新生活运动期间”，蒋介石偕宋美龄飞抵济南，韩复榘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只备“新生活饭”招待，黄米窝头加白菜、豆角、鱼、虾四个菜。同年，孔祥熙来济，韩仍用“新生活饭”招待之，小米饭加大明湖产的蒲菜、芦苇等。蒋、孔等直憋气，却又说不出什么来。

◎难怪后来挨枪毙。

广东军阀陈济棠意欲反蒋，先是命他哥哥陈维周到处看风水，找一处龙穴吉地来移葬他们的母亲，从而护佑陈济棠能取代蒋介石得天下。后来又听信江湖术士之言：机不可失，决然与广西李宗仁、白崇禧联合反蒋，不料广东空军却被蒋介石收买，一股脑儿飞往南京，陈至此方悟：原来是这么个“机”不可失！

◎领会错了。

“命令”，在西方政治学的概念里，是指具有法律意义的政府行政文告、文件和军队下达任务和决定的一种形式。但是到了蒋介石那里，命令这种原本的含义马上变了味，作为古今脸皮最厚的“小学（即文字学）大师”，他的胡解才能在“命令”这个词上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在他看来，“所谓‘命令’者，乃指与我们各个人以及整个军队和国家的生命相关的‘令’”，因为“命令的命字与生命的命字相同”。由于这种当然而又充足的理由，结论是不言而喻的：“命令和我们的生命既有如此重大的关系，所以我们若是真能保重自己的生命，真要发展自己的生命的人，就不能不格外尊重命令，服从命令。”以至于“凡属上官的命令，尤其是最高统帅的命令，一接到手，就视为自己的命根一样，看得比什么都重要”。

广东军阀陈济棠听信其兄陈维周之言，以高价买得花县芙蓉嶂洪秀全祖坟，安葬其母，说这里是出天子的圣地。1935年，其兄特地去浙江奉化察看了蒋介石的祖坟，回来后，陈维周兴高采烈地对陈济棠说：“蒋介石的祖坟不如芙蓉嶂的龙势远甚。”从而进一步坚定了陈济棠反蒋的决心。

◎祖坟青烟还没冒。

1936年，陈济棠发动反蒋，召集将领在燕广军校礼堂宣誓。宣誓前，他先派人在军校礼堂上方安置一个皮制假人，上书“蒋介石”三字。宣誓前，陈亲自唱名，各将领逐一起立，宣读“余决心效忠党国，抗日反蒋，拥护陈总司令，以后如违誓言，必遭天谴”。读毕，即趋至假人之前，举起一把木剑，向“蒋介石”连刺三剑。

◎木剑哪能济事。

如果有人就此得出蒋介石爱惜下属的生命，能设身处地从他们切身利益出发考虑问题的印象，那就大错而特错了。部下的生命，特别是普通士兵的生命，在蒋介石的价值天平上，从来就没有什么分量；为了实现某种目的，他不惜以成千上万士兵的血肉铺路，内战内行的蒋介石，不仅是被战火波及的无辜人民和对方死难者的屠夫，也是自己部下伤亡士兵的祸首。在对中国红军的围剿中，他甚至三番五次下令将所有被红军俘虏过的官兵一律枪决，其残忍程度，不让于日本军阀。在这种绝对道德主义的渲染中，个体的生命是无法得到重视的。

蒋介石把部下的生命与他的生命扯到一起，目的在于维护和发扬他军阀集团的生命，乃至于他个人的生命，因为“军队的生命和成败休戚的整个性的维系，全在于服从命令”。按他的逻辑，士兵“要知道自己的生命就是上官的生命，全军的生命就是统帅的生命”。所以说尽管服从命令就等于保重了自己的生命，但要是真的由于遵命把命丢了，也是活该倒霉的事，“生命为轻，命令为重”，说到底小兵们的性命还是不值几文。命令的“命”字在他蒋某人的字典里原来是与他集团和他个人的生命的“命”字相同。

1931年，龙云在云南进行军队整编，触及军队高级将领的利益。于是卢汉等四个师长召开“倒龙”会议，在昆明贴出标语，却是号召军队忠于龙云，要消灭唐继尧的势力。会后，四师长给龙云送交了一封“最后通牒”，要求“清君侧”，驱逐龙云几个谋士，并已动手逮捕了其中几个。龙云闻变，立即离开昆明，以回乡扫墓为名，在昆明不远处隐蔽下来。龙云的突然出走，反而使四师长不安起来，他们又发了一个通电，再次攻击那个已经不在人世了的唐继尧。最后在龙云得到了蒋介石支持的情况下，四师长中的三个彻底屈服，亲赴龙云住处，下跪痛哭，自认错误。一场政变从此烟消云散。

◎心不狠不能做大事。

所以，我们就不难理解，他为什么要如此强调所谓“最高统帅的命令”，以至于后来把他的命令神化到了类似于皇帝的圣旨，部下接到他的手谕竟要像“接旨”一般的虔诚和恭敬。因为保住他和他的集团的命，就意味着要其他军阀的命，完全听“最高统帅”的命令，就意味反抗地方军阀的命令。服从命令不是为了别的，甚至主要不是为了战场上的指挥通畅，而是为了“尊君”。为了方便起见，还是让蒋介石自己来结束他的命令论吧：“管子说‘凡君国之重器，莫重于今。令重则君尊，君尊则国安；令轻则君卑，君卑则国危。故安国在乎尊君，尊君在乎行令，行令在乎严罚。’又说：‘明君察于治民之体，莫要于令，故曰：亏令者死，益令者死，不行令者死，留令者死，不从令者死。王者死而无赦，唯令是视。’这就是说，一个国家最重要的东西，莫过于命令，我们要奠国家于磐石之安，要服从领袖；但是服从领袖，就是要服从领袖的命令。”

韩复榘见蒋介石，宋美龄每称之以“常胜将军”。韩为此很得意，每对人言：蒋夫人见到我，总喊我“常胜将军”，从不喊我名字。我的老上级冯先生见了我，则是“韩复榘长，韩复榘短”地喊我，连个向方（韩的字）也不肯叫。

◎人不怕恭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