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是有几句话一下子就可以打开自己思想的原野。我的法制史老师说，抱历史以同情。而又一次听到与之类同的一句话说是对中国思想缺乏同情之了解。倒是让自己突然间觉得这“同情”二字似乎多了点哲学的含义。

冯友兰写的《中国哲学史》是更多的以哲学家的眼光而不是历史学家的眼光来写，反对胡适先生的疑古立场，而以释古的立场，同情地理解古人的学说，看到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地方，冯友兰先生与胡适均师从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实用主义大师杜威，应该说他两在学术领域有共性，想通之处，但是在研究古史方面，一个持怀疑的态度，特别主张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这对我曾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可是今天有听到了抱历史以同情之心，可以说这两种思想此刻都在我心中激荡，对于我们而言是不是将前人的智慧结合起来才是最好的，无论是以怎样的方法看历史，应该本着进的去，又可以出的来的理性态度，要有一种同情的情怀，无论是对待宗教，还是历史都应该如此。中国古人的人生智慧既是宗教的，也是哲学的，还应该是历史的。

无论是《论语》《老子》这些著作，都用地是寥寥数句的语录和简洁明了的名言隽语，比喻例证等启示性的语言来表达最高的哲理。而冯友兰对这种哲学的评价用了这样几句话：明晰与暗示是不可兼得的。一种表达，越是明晰，就越少暗示；正如一种表达，越是概念化，就越少诗意。从而总结出来了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的区别。中国哲学正是明晰不足，暗示无穷，充满了诗意。而西方哲学著作思维缜密，逻辑严谨，表达清楚而系统的写作风格。

中国人的这种思维方式倒是在很多领域都有所体现，应该说这种暗示的特点与我国的文化艺术的理想都是相通的。例如我国的诗歌，我们学过的好多诗歌，最好的，价值最高的，往往不是诗中直接说出来的，而是诗中没有说出来的，就我国传统而言，“言有尽而意无穷”成了评价诗歌好与不好的一个标准。这种暗示，老子曾就用“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来说，所以老子认为道是不可言说的，只可暗示。说透露道，靠的的言的暗示，而不是靠言的固定含义，言一旦达到了目的，就该忘掉，而不是用早来自寻烦恼。

而这种不可言说的东西或许就是诗歌中的意味，只可言传不可意会，也应该是历史学习上的抱历史以同情吧！不可一味的在怀疑中求证，有时候或许会适得其反，相信存在必定合理或许是最好的。

这学期同时开设中国法制史和西方法律思想史两门专业课，应该说比较学习下该是有收获的，可是遗憾的是好像是什么也没学到。如果说中国法制史还认真的听了之外，就是没学到也不留遗憾，但是西方的却真的是一无所获，如果不缺课已是万幸，更不要说认真听课呢！难道说真的是地域环境的远近决定了思维的远近，已经不想为自己的无知找借口了。今天是西方法律思想史的最后一堂课，让所有的遗憾就在今天停留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