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马胜利的父亲从患病到去世差不多两年的时间里，棉纺厂发生了许多大事情。

这一年，厂里实行了厂长负责制，身为厂长的余存民，拥有了更多更大的权力；高红旗则由企管科长升任副厂长。

余存民已经很少过问工厂的经营和管理，他把管理工厂的所有权力交给了女婿，自己则专心致志地把精力投入到健身与延年上。

随着年龄的增长，他患上了高血压、高血脂、冠状动脉硬化等疾病，他怕自己如前任姜仁宽那样发生不测，便把健身放在了生活中的重中之重位置上。为此，他跑到国外疗养了一段时间，回来后聘请了一位专职医生，时时对他监控与诊疗。

他的努力显然奏效，虽然接近了六十岁，天天保养得红光满面、神采奕奕。

当上副厂长的高红旗，一上任就搞了几个大动作。他先是借压锭的机会，辞退了厂里的临时工和部分亦工亦农工，随后对厂中层领导进行了调整，全部换成了自己的人。

孙成顺仍然得到留用，焦玉田则当上了企管科科长。

更让大家意想不到的是，开除厂籍的王卫东也被他招进厂子，当了保卫科科长。

王卫东已经沦落成地痞，他好吃懒做，不务正业，天天在外惹是生非，现在还是光棍一条。那天，他在地区行窃被马胜利抓住，并没有听从马胜利的劝告回来干正事，而是继续在外面流窜。

后来被一伙流氓追杀，才逃回县城，投奔了高红旗。

王卫东对高红旗忠心耿耿，每天上班，他总是穿着黑色的保安服，屁股后面吊着根电警棍，形影不离地出现在高红旗左右。谁敢对高红旗说半个不字，他就会跳将出来，龇牙咧嘴地挥拳弄脚，俨然成了高红旗的贴身保镖。

他在劳改的时候，跟同室的狱友学了几通拳脚，现在派上了用场。进了保卫科不足半个月，就有七八个工人被他殴打，有个职工还被打掉三颗牙齿。

崔莺莺却在此时出了事。

她的丈夫薛大寨，把家里所有值钱的家当洗劫一空，带着那个叫孙妍的女工私奔。

崔莺莺与薛大寨结了婚，日子过得还算平静和稳定。虽然丈夫是农村户口，在厂里干的是临时工，工资待遇并不比正式职工少，生活同双职工差不到哪里去。从另一个角度讲，甚至比双职工们还要好。薛大寨家在农村，土特产应有尽有，每隔十天半月，他就回次响马峪，每次从家里回来，都要带回些核桃栗子、白菜萝卜、花生芝麻。不久，他们就有了聪明活泼的女儿。女儿的出世，让崔莺莺的脸上有了笑模样。

平静的生活开始发生变化，源于高红旗升任企管科长之后。

上任后的高红旗，开出的第一张罚单就给了薛大寨，从此，只要高红旗到车间巡视，只要遇到薛大寨在班上，他总能找出理由，丢给他一张二指宽的罚款条。

遭到罚款的薛大寨情绪相当低落，发工资的那天，当他领着仅有的七元钱回到家中时，竟然当着崔莺莺的面，蹲在地上抱着脑袋放声大哭。

随着厂里实行厂长负责制，当上副厂长的高红旗对企业大规模的裁员随即开始，首当其冲的就是那些临时工。

薛大寨不仅仅是被罚款的问题了，而是被毫无条件地裁了下来。

失去工作的薛大寨在见到崔莺莺时，再次抱着脑袋号啕大哭。

崔莺莺虽然看不起他这种窝囊相，鼻子还是让他哭得酸酸的。她叹了口气，劝他道，辞了就辞了吧，天下大着呢，难道就没有咱们的活路了？

薛大寨道，我除了会扫花毛，还能干什么呀？

崔莺莺说，有两只手，干什么不行啊？大不了回家种地去！

他把衣服扯起来，露出身上瘦瘦的肋骨道，你看看我瘦成这个样子，能是下地的料吗？

崔莺莺说，大不了我养活你。

崔莺莺如此说，薛大寨才不再哭，抬起泪眼来望崔莺莺，充满无限感激地说道，莺莺，你可不能嫌弃我啊？你的大恩大德，我只有来生报答了！

薛大寨没有再找工作，天天赋闲般地在家里待着。在崔莺莺去上班的整个白天里，他就与电视为伴。他歪在沙发里，手握遥控器，不停地变换频道。常常是换着换着烦意顿生，把遥控器丢掉，倒在那里呼呼大睡。

除了在家里睡大觉，他就是朝大街上跑。有时跑到棋摊上看人下棋，有时来到台球场上打几把台球，有时还到游戏房里玩玩麻将，到了吃饭的时间再打道回府。

他在游戏房里玩麻将时，结交了个把兄弟，从此开始了赌。

最初的时候赌注很小，每次十元八元，不久胆子便大了起来。终于有一天，他不仅把所有的本钱输了个光，还赔进去三千元。

从赌场回家，他只好向崔莺莺讨钱还赌债。

崔莺莺知道他成了赌徒，气得浑身发抖，却是无可奈何，最后还是帮着他把赌债还上了。

其后，薛大寨没有再到赌场去，待在家里继续与电视机较劲。

崔莺莺有一天上班去了，他待在家里看电视，忽然听到砰砰的敲门声，他只好前去开门。门一打开，原来是那个带他去赌场的把兄弟来了，他又是惊喜又是恐惧地把他让进了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