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位作家朋友曾对我说：“写文章的人一个劲的追求知名度，这是很傻的，知名度远远赶不上‘知人度’，知人度高，才能走遍天下。”对这番话的正确性我从来没怀疑过，但对它真正有深切体会，是这次去巴黎。我和岳华同行。办理机票时，航空公司的小姐一见手执机票的是“大醉侠”，真是有求必应。在机票上签了两个座位。不偏不移正在紧急出口处，可以伸开腿睡觉，站起身伸懒腰，万一出了什么事故，跳伞也抢先。比起前次去美国真是不可同日而语。那次是十四位作家，什么张洁、李存葆、中杰英都是满有度数的，上了飞机老老实实和我一起挤在又窄又闷的座位上。隔壁一位日本女士带了位不满一岁的小朋友，那小朋友将来肯定是会成为男高音歌手的。哭起来嗓门又大，气力又足，从太平洋西岸一直哭过东岸。耳朵听着这哭声，两腿重如千斤，睡又睡不着，站又站不起，真叫受罪。一位女作家实在受不了，求空中小姐换位置。那是新加坡的飞机，空中小姐听她讲华语，又是女性，这才动了恻隐之心，为她换了个离哭声远些的座位。根本没问她会不会写小说。
这次旅行还有一个优越处，法航飞机上的酒好，什么时候要什么时候有，喝了甘醇的葡萄酒，伸开腿闭上眼，腾云驾雾，就有点半仙之体了。凡事有一利必有一弊，因为便宜酒喝多了些，飞机停在孟买时，糊里糊涂随人群走下飞机去转了一圈，看到商店里有檀香木雕的佛像，就买了一尊。第二天醒来再看时，竟是一对印度青年男女在拥抱，春色浓艳。毫没有四大皆空的意思。
二到巴黎是凌晨，出关的人很多，我和岳华分别排在两行，我这一行进展快，边防人员看看护照，冲我笑笑。说了句法国话。我冲他笑笑，说了句中国话，他盖了个戳我就出来了。他说的什么我一点不懂，我说的他也未必懂。恰好我身后走着的几个也是中国人，我便问他们：“刚才法国人对我说什么？”他们向我解释，为我翻译，但他们的话并不比法国话好懂。我费了半天劲只分辨出他们讲的是温州话。内容一点不明白。
我站在大厅等岳华。他那队排得很长，等他出来，已没有多少人了。我问他：“现在上哪儿去？”
他说：“哪儿也不去，等朋斯先生来接我们。”
我问：“你和朋斯先生很熟？”
他说：“没见过，不过不要紧，中国人总会互相认出来。”
我这才知道朋斯先生是中国人，而且他也没见过。
我们的飞机提前到达了，天还刚拂晓，巴黎人大半还在睡觉，我百无聊赖地站在大厅看人、看狗。一个法国人运了一箱大小七条狗，狗长得都不像狗样儿。方脑袋、圆脑袋、三角脑袋，身上的毛剪成各种形状，染成各种颜色，有点像我在美国和日本看到的庞克头发。这时有人用甜甜脆脆的上海话打招呼：“侬阿是岳华先生？电影上见到过的，还是格漂亮来……”
朋斯先生和太太到了。
三朋斯先生中等个儿，戴一副近视镜，满脸是忠厚祥和的笑容。令人想起狄更斯笔下的皮克·威克先生。朋斯太太聪明漂亮。先生不大说话，只是笑着点头，握手，抢行李。太太一直嘴不停地寒暄，问好，道歉晚来了一步。说一口地道的上海闲话，不大地道的香港白话，夹一两句我听不出地道还是不地道的英语或法语。我们在一片热诚中上了汽车，朋斯先生驾车拉我们直奔巴黎。
我对巴黎的第一眼印象就很好。不是因为它建筑壮观和繁华，是因为它清静。八月份巴黎大部分人都去南方洗海水浴晒太阳去了。又是清晨，街上看不见人。偶然过一两辆车，也是懒洋洋的。在北京拥挤惯了又到香港更加拥挤了几天，到巴黎觉得格外的清静、整洁、从容。远远的看见了铁塔，从凯旋门近处转了个弯，埃菲尔铁塔和凯旋门也睡意朦胧。
朋斯先生把我们送到雨果广场附近僻静的街，这街上有几家三星级旅馆。我们住进挨近广场的一家。三层小楼，房间不大，壁纸和家具的颜色有点俗气，令人想到左拉笔下的巴黎小旅馆。我估计这旅馆年龄也决不比左拉小。洗过脸，朋斯先生领我们走出旅馆，来到直通凯旋门的一条街上。伸手掏钥匙，打开一间咖啡厅的门，屋里空无一人，所有的椅子都四脚朝天放在桌上。朋斯太太回身把门关上，朋斯先生放下几张椅子请我们坐，就到柜台后自己动手煮咖啡。我问朋斯太太：“怎么店里没人？”她说：“他们休假去了，店主是我们朋友，给我一把钥匙，要喝咖啡就自己打开门来煮，喝完锁上门走开就是了。”
朋斯先生早年在上海和香港的电影圈，是颇有名气的摄影师，后来洗手不干，来巴黎开饭店开酒吧和咖啡厅。再后来则不开饭店也不开酒巴了，并且连咖啡厅也卖了出去。这间咖啡厅原来就是他的。买主是朋友，保留了开门自煮咖啡的权利。这次来巴黎拍片，翰祥约他当临时摄影师。朋斯先生重友情，也留恋他的老行当，欣然答允，重作冯妇。只是说：“我没得机器。”
岳华说：“我们去租。”
朋斯说：“八月份，统统休假了，租不到。”
岳华说：“找一架电视摄影机。”
朋斯说：“没有玩过那个东西，怕玩不灵光。”
他们约好睡一觉后去租机器，朋斯先生就锁上门送我们回旅馆。他有一辆新的雷诺车，车身可以升高，朋斯先生表演给我们看，他很为这辆车骄傲。朋斯夫妻在巴黎多年，除去那辆车外别处法国味很少，上海味十足，朋斯太太身上总带个小录音机，并且反复放《苏三起解》。我问：“谁唱的？”她说是她自己唱的。她是巴黎票房票友。我问她有小孩子没有？朋斯先生悲痛地说：“我们的孩子上个月死了……”我抱歉说：“对不住，我不该问。”朋斯先生从上衣口袋掏出一张照片说：“这就是我们孩子的照片，满漂亮吧？”
我郑重接过来看，照片上是一只小狗，满漂亮的小狗。但看不出是公母。同时我也为朋斯夫妇感到一点安慰，这样的儿子我相信还可以再得到一个，不致使这两个善良的人成为绝户的。
四睡醒一觉后，朋斯夫妇果然来接我们。我们先把太太送到票房。她说有两个从北京来的琴师要给她们说戏。在票房门口我碰上北京来的母女二人，女儿早来定居了，似乎是京剧界的。老太太刚来，一听我说北京话，就跟我谈得很亲切。老太太不喜欢巴黎，觉得什么也不对味。她说：“您瞧瞧，满街都说外国话，咱说中国话倒成外国人了！我怎么也转不过这个弯来。”我问：“您也常来听他们唱几段吗？”她说：“我就来听听中国话。尽管他们说事跟我多不挨边儿，可我全听得懂！比唱的还好听哪。”
我们到拉丁区一家出租机器店问了一下，那里说九月份以前不可能有机器出租，但打听到圣母广场附近还有家出租店，这时大家已经饿了，决定先去填肚子。顺便看望岳华的老朋友刘先生和刘太太。
刘先生开的中国菜馆叫“锦丰园”，中等门面，他隔壁一家同样的门面房屋大敞着门，似乎在搬家。有几个黑人坐在便道上弹着吉它唱歌。这时已过了中午开饭时间，又是休假月份，店中只有一个法国学生在吃馄饨。一个中国青年陪他聊天。刘太太和刘先生意外地看见岳华和朋斯先生，高兴得笑不拢口，忙招呼我们坐下，先弄来点小吃和饮料陪我们谈天。刘太太说：“我才买来韭菜，我给你们包饺子吃，尝尝是不是家乡味！”刘太太说话倒是我的原籍味。一问之下方知她是徐州人，而刘先生则是台湾人。攀谈几句之后，大致知道了刘太太的情况：四十年代末上学的时候，随校迁到台湾，在台湾和刘先生相识、恋爱、结婚，随后到了巴黎。几十年下来，事业颇有发展，两个孩子都长大了，一个在工作，一个大学将要毕业，坐在旁边吃馄饨的那个法国青年就是他小儿子的同学。隔壁那个门面房也是刘太太的，她租给了几个黑人作生意，但那几位却赖着不交房钱，刘太太无法只好告状。
我说：“唔，房子腾空后，餐馆可以扩大一倍面积，您的生意更有发展了。”
可是刘太太说：“我不想再扩大，现在收入很好，做两年我们该领养老金了，孩子们也不需要我们资助，我们要歇一歇，过点清闲日子。”
这使我很意外。我认识几个定居美国的朋友，他们只要有机会就扩大自己的事业与收入，很少见这种“知足常乐”的超脱精神。我对刘太太顿生敬意，并且怀疑这是法国与美国不同之处，记得以前听老师讲过：法国人追求安逸，乐于享受。与美国人那种事业竞争高于一切的作风有所不同。我觉得有些道理。
我和刘太太谈话间，岳华去打电话，拨了许多号码，终于找到了那位称作肥仔的朋友杨安明。韭菜饺子上桌时，肥仔来了。
五肥仔实在是个可爱的朋友。没见到人我先见到车。这是辆满不错的雷诺跑车，可是天知道怎么弄得这么邋遢，好像不是这里少螺丝就是那里少个零件。若真一查却又什么也不少。肥仔本人和他的车一样，质地很好却邋里邋遢，他上身穿一件硕大的圆襟衬衫（这衬衫很可能原来是白色的），黑裤子，脚上一双塑胶拖鞋后跟已经磨得很薄了。戴着副黑架近视镜，满脸笑嘻嘻，仿佛还没睡醒，问我们：“什么时候来的？我怎么一点也不知道？”声音很甜，而且懒洋洋。道地的上海口音普通话。这句话没说完又对那吃饭的法国学生说了两句法语，那学生笑了，随后又向门外的一个孩子喊了句阿拉伯语，那孩子正偷偷在捅他的汽车，一听他喊就跑了。这时坐在门外的几个黑人就笑着大喊。肥仔探出头去又用英语喊了句什么，这才笑嘻嘻挤进我们桌前坐下来。刘太太说：“巴黎好像没有一个人不认识肥仔，一样去买东西，他都会比我们便宜些。”
岳华问肥仔现在做什么？他说供应巴黎各中国餐馆原料。这件事只用他早上的时间。我问他：“你要开车给各家送货，一个人忙得过来吗？”他说用不着他送货，告诉菜店、肉店、鱼店要什么，要多少，送给谁家就行了。我说：“这样的采购，各餐馆自己不可以办吗？”刘太太说：“有许多东西别人买不来，只有肥仔才能抢到手。”我问肥仔：“那么剩下来的白天、黑夜还有好多时间，你做什么？”他说：“没事干。事情是有的，不爱干。钱够用了，挣那么多干什么？”刘太太又来补充说：肥仔不断地有新计划，但多半没实行。只有买房子是他的乐趣。买了卖，卖了又买。肥仔并不反驳刘太太，只说好多事干到一半没了兴味，他在枫丹白露买了一大块地，计划挖成水塘养中国金鱼。可是8年过去了，塘也没挖，地还在扔着。不过这几年地价上涨，也许比他真养金鱼赚的钱还多些。他还买了一幢房屋，专门接待中国来的留学生，中国学生住房免费，有的学生毕业了，回国后和他保持通信，请他回国参观。他打算去，总在打算中，但始终不动身。刘太太说：“肥仔，你该成家有个太太，您的生活就正规了。”肥仔说：“我已经托回去的留学生为我找寻了。一找到合适对象，我就去见面，我现在不急着回去。”我问他：“为什么要从国内找对象？”他说：“法国姑娘交交朋友可以，娶来作老婆还是要中国人，我们这里的老徐教授，回去找来个太太，过得好美满呀！”
他提起老徐，又引起大家一个新话题。他们说徐太太是当今巴黎华人社区中法语讲得最好，又最会持家的。岳华说打了电话，他家里没人接。肥仔说：“不要找他，我明天开车去把他拉来给你就是。”
吃过饭，肥仔开车拉我们去找旅馆，为翰祥等大队人马打前站。岳华前些年在巴黎住过一家旅馆，是和一位碧眼黄发的女郎一块住的。他想再住那里，可想不起那旅馆在哪条街上，就这样肥仔还是拉着我们找到了。实在不如岳华说的那么好。房间壁纸和地毯都是桃红色的，像《娜娜》中写的那种，房间低矮，楼梯窄狭。甚至走步重一点地板都颤抖。我们把它否定了，我说岳华所以对它有好印象，可能和旅馆本身无关，他说我这大哥不厚道。
肥仔又把我们拉到另一条街，这街很僻静，在闹市的身后，也是二三层的旧式旅店。周围不断有些阿拉伯流浪汉转来转去。我觉得有某种危险性。肥仔咧开嘴大笑，说是“我是叫你们看看，还有比刚才那个旅馆更神秘的地方。这地方当然不能住。今晚我们不找了，去夜总会听歌去，正经事明天再说。”肥仔拉着我们又一次过塞纳河，钻进一个很深的地下停车场。然后乘电梯升到楼顶，进了一家夜总会。
这是一家华人夜总会。歌星、乐队、侍应生和客人全是华人。似乎所有的人都认识肥仔，肥仔一一点头问好，然后找个角落坐下来，点了饮料和食品，也点了歌。歌星大概是香港或台北来的，肥仔点了两首歌。扔下一千法郎。但歌星正式唱他点的歌时，他却仰在椅上打起瞌睡来了。我推推他。他说：“他的歌我都听烦了，没趣味。”我问：“那你为什么还要点？”他说：“熟人，不好意思了。”我说：“你常来？”他说：“每天都来坐坐了。”“天天来都在这里打瞌睡？”“是的。”“那为什么要来？”“没有别的地方可去，别处也一样没意思，可花钱比这里多。”
肥仔睡完一千法郎，开车把我们送回了旅馆。
六这一天跑得很累，第二天上午我们决定休息一下。8月份的巴黎雨果广场清静到通街不见人影，不见车迹。广场上有家饭馆，在露天摆了几副桌椅，我们连吃饭带看街，客人除我和岳华外只有一位中年女人，带着一只狗，但她一个人却要了比我们俩还多的饭菜。并且不声不响地把它们全吃了进去。而我们看到的街景也就至此而止。周围几家商店全休息。走了好久才碰到卖水果的小店。我看到有牛油果很新奇，就买了几个。剥开尝尝，真正味同嚼蜡。岳华看了大笑，说这东西不是这样吃法，应当用来做菜。我想不论做什么我也不会再吃它了，剩下几个就扔在旅馆的垃圾桶内。
中午睡了一会，电话响了，岳华接完说：“徐教授就要来了。”
七徐教授是下午三时左右来的。
这几年我也算走了十来个国家，最普通的衣着见了，奇装异服也见了，但从没见过徐教授这么普通而又这么奇特的装束，他穿了一身纯粹中国大陆农村家庭缝制的灰布服、地道的中国布鞋，连头发也是中国农村青年农民式的，若说普通，十年前大陆上八亿农民中除去妇女和孩子，其余都是这样的服装这样的发式。奇特的是当今在大陆农村都已少见的装扮竟出现在巴黎，在全巴黎的各色人等中，我敢打赌徐教授这一身是绝无仅有的，真正的奇装异服。
他的口音是山东味的普通话，性格也是山东式的直爽和执拗，他和我握过手，拉起岳华和我就走，说：“先去办事，有话路上说。”走出旅馆。他领我们去乘地铁。从地铁站出来，他领着我俩东奔西跑。找到一家租机器的地方，又看了一家旅馆，然后到唐人街的太平洋酒家，肥仔正懒洋洋的坐在那里等我们，我们要了点啤酒和小菜，肥仔不等侍者送菜，自己到肉柜前割了些香肠、叉烧之类，切成一大盘，先端过来。他说：“我既是这里的东家又是供应商，吃东西钱要照付，但可以自己动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