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为什么不愿生育？《孩子需求论》作者公布是一个很有趣的研究数字，一个中国孩子从出生直至成人（16岁）到底需要花掉父母多少钱？出生前费用（母亲妊娠期及生产期的费用）：2771.44元（人民币）；出生后费用(0－16岁，不包括高中和大学的经济费用)：119829.30元（人民币）（见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孩子需求论》作者叶文振）——实际上作者的这个数字实在是非常保守的，估计在上海、北京、广州等大城市这个数字要翻一番；如果将孩子上高中、大学、结婚的费用包括在其中，我们估计父母将孩子送上社会所需付出的费用底线可能在30万左右。

可以这样说，抚养一个孩子到成人，按照中国普通市民低工资，低收入经济状况，需要承受的经济负担相当沉重；而心理负担和心理压力更是不能用金钱来衡量。

当然，绝大多数人都是在对此问题毫无思考的情形下结婚生子，他们习惯本能惯例地处理自己的生活。

但是绝大多数单身者是对此有认真的思考，他们在选择单身生活的同时不可能不考虑血缘传承，他们常常是认真地衡量自己的承受能力，认真地考虑自己是否能为未来的子女提供较好的生活条件和教育条件，进而做出不结婚或者不生育的决定的。

单身者选择非婚不育，从这个角度来讲并非是不负责任，而是感到责任重大而无力负担。比较于那些弱智的、有遗传病的、失业的人的生育，比较于那些生了孩子却让孩子失学失教、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甚至在逃荒要饭中生育进而也让孩子也逃荒要饭的人，他们（单身者）是用取消责任的方式，对责任做出了负责的回答；而那另外的一些人常常是以不负责任的方式负责。两者相较，单身者的选择也许属于一种更为负责的行为。

让我们换角度来看：世界人口增长的数据表明，人类和自然的关系在过去的五十年里已经急剧恶化，大自然已经不堪人口的重负而报复人类。从这个视角来看，今天的人类所需要的已经不是人口的低质量数量增长，而是需要人口素质的高质量地增长。对于一个国家来说，人口资源的强与弱已经不再是一个数量概念，而是一个质量概念，衡量指标不再是人口的绝对数，而是人口的教育水平、智力水平、创新能力。中国人口面临巨大压力，中国需要的不是人口数量的增加而是质量的提高，只有高质量地生育，即优生优育，才是国家提倡的。就此，单身者在感到自己不能保证子女的高智商和高教育水平的情况下自觉不育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国民文化素质和思想素质的提高，以及充足的物质生活、丰富多彩的社会文化活动激起了人们对自身生命和生活质量的重视。在人们有可能通过劳动以及社会福利保障系统来保证自己年老时依然能够得到足够的照顾的时候，人们从养儿防老这种自私性目的出发而生儿育女的行为就大可减少。这个时候人们可能更为客观地来看待自己是否需要生育的问题，更多地从自己能给孩子什么样的生活和教育条件的出发点来考虑生育。这已经不仅仅是为了避免生养过多的子女而造成的巨额经济负担，或者为了单方面巩固自己的物欲生活了。也正是因此，西方政府近年来出现了鼓励生育的政策，例如给未成年儿童提供政府津贴，给多育的母亲以津贴等等，这些政策从经济上减轻了父母抚养子女的负担——例如法国政府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制定政策，鼓励国民为国家利益生育子女，但是这些政策并未得到民众的有效响应，原因是民众对生育的根本观念已经有了根本性的改变。目前，影响西方民众生育观念的家庭生活形式有：晚婚、不育（丁克家庭）、同居（非婚同居而拒绝生育）、单亲家庭（因为一个人的经济承载能力有限而不再生育子女）、单身家庭（单独居住，拒绝家庭拒绝生育）等等。其中单身、单亲家庭方式的影响是最重的。单身生活方式对于控制人口增长是有益的。不论其初衷如何，客观事实便是如此。

追求享乐有什么不好？单身者追求个人生活质量的高档次、个人生活的高品位也与中国的传统观念相左——自由、享乐、快乐是单身者生活的中心，这也是对人类传统思想意识的挑战。主流文化一贯倡导节检、自律、奉献。欧洲，节检自律的生活方式由基督教文明倡导并监督执行，提倡苦行、忍受、简廉，反对古罗马屋大维时期的纵情享乐，将罗马庞贝和赫库兰尼姆古城在火山爆发时的覆灭说成上帝惩罚人类纵欲淫乐而降临的灾难；中国从来都以节俭为本民足最优良的传统，儒家以俭以养德来教导民众，“存天理灭人欲”，形成忠君禁欲的传统思想文化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