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尔斯泰从不放弃艺术。一个伟大的艺术家，即使心存此念，也不能放弃自己生存的理由。由于宗教的考虑，他可以放弃发表作品，但他不能放弃写作。托尔斯泰从未中止自己的艺术创作。最后几年在亚斯纳亚·波利亚纳见过他的保尔·布瓦耶先生说他同时在创作宣道的或论战的作品和想象的作品，他用这两类作品互相调剂。当他写完一本什么社会论著，什么《告统治者书》或《告被统治者书》之后，他就再去写一本他想像了许久的美丽故事，譬如他的《哈吉·穆拉特》，那是一部军事史诗，歌颂高加索战争和山民反抗斯卡米尔统治的作品。艺术是他的消遣，他的娱乐。但他也许把艺术看成是一种值得炫耀的虚荣。

他编过一本《每日必读文选》（1904-1905年），收集了许多作家对真理与人生的看法，可以说是一部关于世界观的真正的文选，从东方圣书到现代艺术家尽收其中，但除了这本书外，他自1900年起所写的几乎所有的纯艺术性作品全都是手稿，并未刊印。

反之，他大胆地、激烈地把自己的论战和神秘的作品投入社会之战中去。从1900年到1910年，社会之战吸走了他最旺盛的精力。俄罗斯经历着一个巨大的危机，沙皇帝国有一阵儿显得动摇，已经接近摇摇欲坠了。俄日战争、战后的损失、革命骚乱、陆军和海军的**、***、农村暴动等等似乎标志着“世纪末”的到来--托尔斯泰的一部作品就是以此为书名的。危机的顶峰在1904年到1905年之间。托尔斯泰在这几年中发表了一系列反响很大的作品：《战争与革命》《大罪恶》《世纪末》。在这最后的十年中，他不仅在俄国而且在全世界都独占鳌头。他不属于任何党派，不带任何国家的色彩，脱离了把他逐出来的教会，孤军奋战。他理智的逻辑、他信仰的坚定不移使他“二者必居其一：离开其他人或离开真理”。

他记起了一句俄罗斯谚语：“一个说谎的老人就是一个偷窃的富人。”于是他脱离了其他人，为的是说出真理。他把真理完整地说给众人听。这位驱除谎言的老者继续无畏地抨击所有宗教的和社会的迷信，抨击所有的偶像。他不仅仅是针对过去的**、迫害人的宗教、沙皇的**。他对于它们也许反而心平气静了一些，因为现在大家都在向它们投掷石块，大家都了解了它们，那它们也就不再那么可怕了！再说，它们也是在干自己的行当，并不蒙骗人。托尔斯泰致沙皇尼古拉二世的那封信，虽并无对沙皇的恭顺，但却充满着对于沙皇作为人的温情，称呼他为“亲爱的兄弟”，并请求他“原谅”，如果自己无意之中惹恼了他的话；最后还写上一句：“您的兄弟祝您真正幸福。”

但是，托尔斯泰最不能原谅的、最激烈揭露的，是新的谎言，因为旧的谎言已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了。他抨击的不是专制，而是对自由的幻想。但在新偶像的崇拜者中，我们并不知道他最恨的是什么，是社会党人还是“自由党人”。

他对自由党人的憎恨由来已久。当他早在塞瓦斯托波

尔战役身为军官，同彼得堡的文人圈子接触时，他就已经开始反感了。这曾是他与屠格涅夫失和的原因之一。这个骄傲的贵族，这个世家出身之人，无法忍受这帮知识分子及其大言不惭，说什么不管怎么样都是在使国家幸福，实际上是在把他们的乌托邦强加于他。他是根深蒂固的俄罗斯人，又是世族名门，所以对于这些自由的新玩意儿，对于这些来自西方的立宪思想，一向持怀疑态度；而他的两次欧洲之行更增强了他的这些成见。第一次旅行归来时，他就写道：

“避开自由主义野心。”

第二次旅行归来时，他强调指出，“特权社会”毫无权利去以自己的方式教育它所不熟悉的民众……

在《安娜·卡列尼娜》中，他更广泛地表述了他对自由党人的鄙夷不屑。列文就拒绝参与外省的民众教育事业与提到议事日程上来的改革。外省议会的绅士们的选举场面反映了一个地方以一个新的自由政权去替代其旧的保守政权的欺骗伎俩。什么都没有变，只是又多了一个谎言，它既无法原谅，也无需几个世纪去认可。

“我们也许算不了什么，”旧政权的代表说，“但我们毕竟持续了上千年。”

而且托尔斯泰对自由党人滥用“民众，民众的意愿……”等词句十分气愤。哼！他们对民众有什么了解？什么是民众？

特别是在自由运动似乎马上就要成功，并准备召开杜马大会时，托尔斯泰强烈地表达了他对立宪思想的反对。

“最近一段时间，对***的曲解导致一种新的欺诈，致使各国人民更深地陷入被奴役的状态。有人借助于一种复杂的议会选举制度，向各国人民鼓吹，如果直接选举自己的代表，他们就是在参与政府的工作，而且，只要服从自己的代表，他们也就是在服从于自己的意愿，他们也就自由了。这是个骗局。即使通过普选，民众也是无法表达自己的意愿的：第一，因为一个有数百万居民的国家，这样的集体意愿是不存在的；第二，因为即使这种意愿存在的话，大多数的选票也不会代表这种意愿的。且莫说当选者的立法与行政并不是为了公众的利益，而是为了维护自己的政权；也不说民众的堕落是由于压迫和选举中的腐败这谎言毒害尤烈，因为屈从于这个制度的那些人落入一种自我满足的奴隶状态……这些自由人让人想起自以为享有自由的囚犯，因为他们有权在那些执行监狱警务的狱卒中选举出代表来……一个专制国家的人可以完全是自由的，即使是处于最凶狠的**之下。但一个立宪制国家的人则永远是奴隶，因为他承认对他实施暴力的合法性……喏，有人就是想把俄罗斯人民像其他欧洲各国人民一样带进一种立宪制的奴隶状态！……”（《世纪末》）

在他那远离自由主义的态度中，占统治地位的是他的鄙夷不屑。面对****，如果说托尔斯泰禁不住要憎恨一切的话，那是因为痛恨--或者可能是因为痛恨。他加倍地憎恶****，认为它集两种谎言于一身：自由的谎言与科学的谎言。它不是自称建立在不知什么经济学的基础上吗？还说这种经济学的绝

对规律影响着世界的进步！

托尔斯泰对于科学十分严厉。对于这种现代迷信，和“这些无用的问题（物种起源，光谱分析，镭的特性，数论，动物化石以及其他的一些乱七八糟的玩意儿），人们今天像中世纪的人对圣母怀胎或物质的双重性一样十分重视”，而托尔斯泰则用嘲讽挖苦的口吻写了一些文章大加驳斥。他嘲讽“这帮科学的奴仆，他们同教会的奴仆如出一辙，深信并让别人相信他们在拯救人类。他们像教会一样，相信他们掌握着真理，但他们相互之间从来都不一致，分成许多门派，像教会一样，是粗俗、精神愚昧以及人类无法早日摆脱自己所受之痛苦的主要原因，因为他们抛弃了能够团结人类的唯一的东西：宗教意识。”（《战争与革命》）

但是，当他看到这件新的狂热的危险武器落到那些声称要使人类再生的人手里时，他的不安加剧了，他的怒火迸发了。凡是求助于暴力的革命者，都使他忧愁焦虑。不过，革命的知识分子和理论家让他厌恶：那是个坑人的腐儒，一个自傲而干枯的灵魂。他不喜欢人类，他只爱自己的思想。

不过，那是一些卑劣的思想。

“****的目的在于满足人的最低需要：物质享受。然而这样的一个目的，按照****所提出的办法也是无法达到的。”

归根结底，它是没有爱的。它只有对压迫者和“对富人们的温馨甜蜜生活的忌妒：像聚集在污物上的苍蝇的一种贪婪”的恨。他认为当****取胜时，世界的面貌将是很可怕的。欧洲的游民将以加倍的力量扑到弱小而粗犷的各国人民身上，并将把各国人民变为奴隶，以便欧洲以前的无产者能够惬意地像罗马人那样奢华闲散。幸而****最精华的力量在烟雾中--在演说中，如若雷斯的演说中--耗费殆尽……

“多么了不起的演说家！在他的演讲中几乎包罗万象--可其实什么都没有……****么，有点像我们俄国的东正教：你挤压它，你把它逼到它最后的壕沟，你以为抓住它了，可突然间，它转过身来对你说：‘不，我并不是你所想的，我是别的东西。’它从你手里溜掉了……耐心点儿！让时间去起作用吧。****的理论将会像女人的时装一样，很快就会从沙龙撤到过厅中去的。”（《同保尔·布瓦耶先生的谈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