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文的这些焦虑，他瞒着基蒂的这些自杀念头，托尔斯泰在这同一时期也正瞒着他的妻子。但是，他未能获得赋予他的主人公的那份宁静。说实在的，这种宁静并不是互相传递的。我们感到它被人向往多于被实现，因而列文很快便又落入怀疑之中。托尔斯泰很清楚这一点。他几乎没有力量和勇气去完成这本书。他在写完之前，就对《安娜·卡列尼娜》感到厌烦了，竟致无法写下去。他怔怔地待着，没有心情，厌恶自己，害怕自己。这时候，在他生命的空隙中，刮起一股源自深渊的狂风，即死亡的诱惑。托尔斯泰在逃出深渊之后，讲述了那些蹉跎岁月。

“我还不到五十岁。”他说道，“我爱过，我也被爱过，我有几个好孩子，有大片庄园，有荣耀、健康和道德与体魄的力量，我能像个农民似的割草，我连续工作十小时也不累。突然间，我的生命停止了。我能够呼吸、吃喝、睡觉。但这并不是生活，我不再有欲望。我知道没有什么可向往的，我甚至都不想去认识真理。所谓真理，就是说人生是一种癫狂。我已到了深渊边缘，我清楚地看到，除了死亡之外，什么都没有。我是一个身体健康、幸福的人，却感到我已不能活下去了。有一个无法抗拒的力在吸引我摆脱生命……我不想说我当时想自杀，但怂恿我抛开生命的那股力比我强大，那是与我过去向往生活那种吸力相似的一种吸引力，只不过是方向相反而已。我不得不对我自己运用计谋，以免退却得太快。就这样，我这么个幸福之人，竟要把绳子藏匿起来，以免我在自己每晚独自一人脱衣上床的卧室里把绳子结在几个衣橱上，悬梁自尽。我不再携枪打猎，免得顿生用枪自毙的念头。我觉得我的生命是一场闹剧，有人在故意地耍弄我。四十年的劳动、痛苦、进步，回头一看竟一无所有！一无所有。我将剩下一堆烂肉和蛆虫……人只有陶醉于人生时才能活下去。但是，一旦醉意消失，你就看到一切皆是欺骗，荒谬的欺骗……家庭和艺术已不再能满足我了。家庭，也就是一些同我一样的不幸之人。艺术是一生的一面镜子。当人生不再有意义时，照镜子就不再有趣了。而最糟的是，我无法忍耐。我如同一个在密林中迷路的人，非常的愤慨，因为迷失了方向，到处瞎撞，不能停下，尽管明知道每走一步，就越陷越深……”

他的得救来自民众。托尔斯泰对于民众一向有着“一种奇特的、完全是生理的

情感”，而他从种种社会的幻灭中获得的经验都未能动摇这种情感。在最近的几年中，他像列文一样，大大地接近了民众。他开始想着那亿万的生灵，他们生活在那些自杀的、浑浑噩噩的，或是像他一样苟延残喘地活着的学者、富人和无所事事的人的狭小圈子之外。他在想，这亿万的生灵为什么摆脱了那种绝望，为什么没有自杀。于是，他发觉他们不是通过求助于理智，而是通过信仰而生活着。这不知理智为何物的信仰是什么？

“信仰是人生的力量，没有信仰就无法活下去。宗教思想早在人类思想那最初的无穷中就已经酝酿起来了。信仰对人生之谜的回答包含全人类最深刻的智慧。”

那么，认识了宗教书籍中记录的那些智慧的公式就足够了吗？不，信仰不是一门学问，是一种行动，它只有被实践才有意义。托尔斯泰看到富有的、思想正统的人认为信仰只是一种“享乐人生的慰藉”，这让他反感，使他毅然决然地投身于普通人中间去，只有他们才把自己的生命同信仰保持一致。

“他明白劳动人民的人生是人生真谛，这种人生的意义就是真理。”

但又如何使自己成为民众，并分享他们的信仰呢？你知道别人有道理也是枉然；靠一己之力并不能使我们和他们一样。我们徒劳地祈求上帝，我们徒劳地向上帝伸出贪婪的双臂。上帝躲开了。去哪儿抓住他呢？

某一天，上帝的恩泽降临了。

“早春的一天，我独自一人在森林中，听着那林涛声声。我在想我近三年来的惶惑，想我对神明的追求，想我不断地从快乐到绝望的蹦跳……突然间，我发现我只有在相信上帝的时候才活着。只要想到上帝，生命那欢快的波浪便在我心中激荡。周围一切都活跃了，一切都蕴含着一种定义。但是，一旦我不再信上帝，生命也就突然停止了。”

“那我还要寻找什么？”我心中一个声音在呼喊，“我寻找的就是他，没有了他，就无法活下去！认识神明和生活，是一回事，神明就是生活……”

从此，这道光芒就没再离开过我。（《忏悔录》）

他获救了，神明在他眼前显现。

但由于他不是一个印度的神秘主义者，光是心醉神迷对他来说还不够，因为在他的身上，亚洲人的梦幻中交织着西方人对理性的癖好和对行动的需要，所以他必须随后把所得的启示转换为实践的信仰，并从这神明的生活中寻出日常生活的一些规律来。他毫无定见，怀着真心愿意相信其

家人的信仰，从研习他所属的东正教的教义开始进行。为了更加接近这教义，三年中，他遵循所有的宗教仪式，忏悔，领圣体，不敢判断使他不快的事情，对自己觉得隐晦或不理解的东西自己去寻求解释，与他所爱的人，不管是生者还是死者，团结在信仰之中，始终保持着那个希望，认为到了一定的时刻，“爱将向他敞开真理的大门”。但是，他白忙了，他的理智和他的心灵起而反抗。某些行动，诸如洗礼和领圣体，他觉得很丑恶。当别人强迫他重复说圣体是基督的真实的血和肉时，他觉得仿佛心上被捅了一刀似的。然而，在他和教会之间筑起一道不可逾越的墙的不是教义，而是实际的问题，特别是那两个：各个教会相互间的不共戴天，或公开或默许的杀人的权力--由此而产生了战争和死刑。

于是，托尔斯泰作了决断。三年来，他一直在压抑自己的思想，所以这一决裂更加激烈，他无所顾忌了，他愤怒地践踏这个他昨日还在顽固实践的宗教。在他的《教义神学批判》（1879年至1881年）中，他视它为“不健全的，而且是有意识和唯利的谎言”。他在其《四福音书的一致和阐释》（1881年至1883年）中，提出福音书来与它抗衡。他终于在福音书中建立起自己的信仰来（《我的信仰之基础》1883年）。

这些信仰全包括在下面的话语中了：

“我相信基督的教义。我认为只有当所有的人都得到幸福时，幸福才是可能的。”

这信仰的基石是摩西的山中布道，托尔斯泰把其主要精神归纳为五诫：

一、不发怒。

二、不犯奸。

三、不发誓。

四、不以怨报怨。

五、不与任何人为敌。

这是教义的消极部分，而其积极部分只概括为一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