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想告诉你她的名字，但我要告诉你关于她的故事。

不告诉你她的名字，是因为某种承诺。但是故事肯定是真实的，我以作家和记者的双重身份担保。为了叙述的方便，我们暂时称她为小荣吧。

去年的这个时候，我正在北大荒采访。寻访被遗忘在荒原深处的老知青们。举世瞩目的中国知青运动，70年代中期开始衰落。战斗在北大荒的50万知青胜利大逃亡，陆续返回了自己曾走出的城市。大概还有百分之一二的知青留在了北大荒。当返城的知青因北大荒的经历受到人们的敬重的时候，而留在北大荒的知青还在默默地过着艰辛的日子。当“知青饭店”和“北大荒餐馆”成为城里人最时髦的去处时，留在北大荒的老知青坐在自家的土炕上喝着自己酿造的苦酒。他们渐渐地被人们遗忘了，甚至也被自己遗忘了。他们不再愿意提起他们知青的身份和经历，连表现知青的作品，如被城里人炒红的电视剧《年轮》等等，他们也不想看。

不知为什么，每次参加城里知青的**，我总会想起他们。作为一个曾信誓旦旦“扎根边疆”如今却在城里享受人生的老知青，我觉得欠他们一份情，欠他们一份债。于是我悄悄离开了喧嚣的城市，又走进了这片曾洒下我青春的汗水和泪水的土地。也许我只有为留在这里的战友们写点什么，我的灵魂才能安宁。

这是一次艰难的采访。二十多年前，北大荒的知青就像开遍原野的山花，随处可见，到处可采。可是现在寻找一个老知青，就像采一棵人参一样艰难。我到了佳木斯的黑龙江农场总局，我又到了十多个国营农场，谁也说不清，现在还有多少知青留在北大荒。有的名在人不在了，有的名在人在，却不想接受我的采访。小荣就属于后者。

那一天，我风尘扑扑地来到三江平原腹地的一个农场，这是1958年王震将军带领10万转业官兵最早创建的大型农场之一。从****年开始就有知识青年来到这里屯垦戍边，到70年代初，这里的知青达2万多人。农场宣传部张部长说，现在还有知青大概不到百人了。他说，我认识一个女知青小荣，是你们哈尔滨老乡，经历坎坷，现在生产队当教师。明天我领你们去采访。我说，最好先打个电话，否则到时找不着她。张部长说，没问题。

第二天，场里派了一台吉普车送我们去小荣所在的生产队。北大荒无垠的原野让人心醉，我们的吉普车像快艇一样在绿海上航行。景色依旧，然而农场境况已今非昔比了。农场已划分为若干个家庭农场，显示出了新的活力，但由于粮食价格不合理等诸多因素，农场的经济还相当困难。半军事化的乌托邦似的田原诗已成为遥远的回忆。一个小时后，我们赶到小荣所在的分场，领导说，已给生产队打过电话，小荣在队里等着你们哪。10分钟后我们赶到生产队，曾是小荣学生的队长说，我已通知她了，让她在家等着。可是家里外头都找不到小荣。张部长突然想起，刚才我们来的路上好像有两个女的正往分场走，其中有一个可能是小荣。说着他领着司机开车就去追。不一会儿，张部长把小荣“抓”了回来。原来小荣有意要回避我们，她听说我们要到队里来就往分场跑，走在路上发现后面有车来了，马上钻进路旁深沟的蒿草里，张部长把车停在路旁，大声地喊：“出来吧，我都看见你了！”张部长在这个分场当过***，管过教育，和她很熟。小荣从草丛中出来了，她对张部长说：“我哪还像个知

青，我没脸去见作家！”张部长说：“作家也是老知青，大老远的来看你，怎么能不见呢！”就这样，张部长用车把她拉了回来。

在小荣和我握手的时刻，她泪眼蒙蒙，我也不禁一阵心酸。岁月给她留下了太多的痕迹，她的穿着和形象与村妇无疑，脸色黑黑的，皱纹深深的，头发像荒草一样凌乱，对她来说“知青”只是一个历史概念而已。

“你原来是哪个学校的？”“你是哪年下乡的？”“下乡在哪个团？”

和所有老知青一样，只要唠起这几个话题，马上变成了无所不谈的老朋友。在挂满灰尘的生产队办公室，不一会儿，小荣就和我谈起她从不愿意对别人说起的故事：

“我是66届初中毕业生，是1968年11月下乡的。当时也是豪情满怀的，是一路唱着歌来的，和电影《军垦战歌》里的情景一样。可一到农场就傻眼了，什么兵团，和农村也没啥区别，都是一片片大雪覆盖着的土房。来到连队第二天就下地干活，是在雪地里扒苞米，又冷又累，干了一天还看不到地头，我坐在地里就哭，鼻涕一把泪一把的。整整哭了一个月才适应艰苦的劳动和生活。后来，我又当过炊事员，天不亮就起来做饭，大冬天到井沿挑水，一气要挑十几挑，开始一步三晃，肩膀都压肿了，后来挑水也不觉得累了。后来我又到猪号当饲养员，这也是个又脏又累的活，又是挑猪食，又是起圈，一天也是紧忙活。到了母猪下崽时整夜守着，有时把小猪搂在自己的被窝里。我养的猪又白又胖的，可好玩了。”

说着她笑了起来，我依稀还看得出一个活泼天真的女知青的样子。

“反正连队的什么苦活累活我都干过，一直干到1976年3月，我被调到了连队学校当老师，小学、初中，我都教过。我本来只有初中文化，为了教好孩子们，我真是下了不少功夫，曾多次被评为优秀教师。因为连里教师少，我放弃了许多出去进修的机会，结果连个大专文凭也没有，职称也没评上。”

“随着年龄的增长，婚姻问题也提出来了。当时追求我的男知青也有，我却爱上了我们的副连长老陈。这也许是命运的安排吧！其实老陈也不老，只比我大6岁。他哥哥是1958年转业的军官，他初中毕业从广西来到了农场当工人，也算个知青吧！他刚刚离了婚，那女人不愿意和他在北大荒受苦，扔下两个孩子走了。那两个孩子，一个是男孩，才10岁，另一个是女孩，才7岁。老陈工作很累身体又不好，拉扯两个孩子很不容易，看着让人心疼。当时，我对老陈说，我年轻身体好，什么活都能干，我帮你把这两个孩子抚养成人吧！老陈说，那怎么行，你这么年轻，我不能拖累你一辈子。你赶快返城吧！回到哈尔滨，什么对象找不着！当时是1977年，大批知青返城了，我爸也给我办好了回城接班的手续。可是我坚持没走，和老陈结了婚，成了他两个孩子的妈妈。连里谁都知道，我待他们特别好。他们也把我当成了他们的亲妈妈。没想到，结婚不几个月，老陈就得了病，开始胃疼，后来肝疼，到城里一检查是肝癌。我是泪水往肚子里咽，只能半夜里偷着哭。我领着老陈到处看病，花没了我们的所有积蓄，还欠了不少债。当时我正怀孕，什么也舍不得吃。在我生下儿子，还没满月，老陈就去世了。他临死前说，‘我真对不起你！我们结婚才一年多，给你扔下3个孩子，太难为你了……’我说，‘你放心吧，这3个孩子我都给你抚养成人。’老陈

死的时候都没闭上眼。老陈死了，两个大一点的孩子抱着我哭成一团，我对他们说，‘你爸死了，还有妈妈，我已对你们的爸爸作了保证，一定把你们养大成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