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国外留学时曾与一个富二代合租，她家境很好，又因为是独生女，极受宠爱，所以颇有些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味道。

有一天，我们住的房子出了状况，天花板上不知道为什么渗水，我房间的衣柜遭了殃，而她房间则是床铺全湿了。我们下课回来时，污水还在继续滴。

我忙着把衣柜里遭殃的衣服扔进洗衣机；忙着挪动衣柜；忙着找盆盆罐罐来接水；忙着清理地面的污水；忙着给房东打电话。而室友则嫌弃地站在客厅，捂着鼻子，不停地抱怨道：“怎么会这样啊？我要投诉！哎呀，你别弄了，脏死了，等房东来吧。”

整个下午，她给父亲打了电话诉苦，又跟男朋友在电话里不停地撒娇，最后给远在别国的闺密电话抱怨了几个小时。到了晚上，房东并没有如约赶来，室友看着她那依旧湿答答的床铺傻了眼。

我坐在自己的床上，正在清理已经烘干的衣服，她看着我忙活，委屈地红了眼，气呼呼地指责道：“你怎么不帮我？”

我只是看了室友一眼，心平气和地回答：“亲爱的，没有谁必须要帮你，只有你自己必须要帮你自己。”

荣华富贵一场空

席家花园位于上海东平路1号，是一座老式的花园洋房，红顶黄墙，内部装潢非常讲究，凡是有木质装饰的地方都有精美的雕花。

这个地方就是曾经赫赫有名的席家花园酒店，它现在仍在经营，只是已经没有了当初的显赫和辉煌。

这里也曾是席家的老宅。

席德炳是20世纪40年代中国银行总经理席德懋的弟弟，他名气虽然不如哥哥大，却也是民国金融界举足轻重的人物。

席德炳的夫人是浙江湖州双林黄家的小姐，典型的江南闺秀。他们有八个孩子，其中七个女儿，个个都像母亲，出落得如花似玉。席家花园当时名扬上海滩，一半是因为老太爷席德炳出名，一半则是因为这如花似玉的七个小姐。

席与时是席家六小姐。她长得更像母亲，圆圆的脸，皮肤白皙，一双温柔的大眼睛水波流转。

席家是一个富裕的家庭，家里有五个用人，包括司机、园丁、厨师、门卫和一个家务女佣。七个女孩都在上海市**中读书，家里有汽车接送。那时候用汽车接送孩子去读书的人家也不少，但席家的车停下来，接连跳出一群花枝招展的小姐，这总是东平路的一道风景。

在周末，席家姐妹跟着母亲乘车上街购物，席与时的母亲英文很好，喜欢翻看国外的时尚报刊，留心明星们的穿着，然后自己慢慢用毛衣针编织出来。而席与时最喜欢的是童星秀兰·邓波儿的穿着。

就像所有故事里一样，无忧无虑的大小姐经历了忧患开始成长。

日军侵华之后，整个上海滩翻天覆地，席家的安稳日子也结束了。在时代的动荡下，大家都不过是淡薄的纸片人，随时随地会被命运卷到不知名的境地，生死未卜。

抗战期间，父亲席德炳去了重庆，哥哥去了美国留学，席与时和母亲、姐妹留在了上海。

尽管

她们居住在法租界，但还是常常受到日军的骚扰，社会治安越来越差。

当时席与时的大姐已经病逝，三姐嫁了人，其他的姐妹都还在学校念书。考虑到女儿的安全，母亲千方百计地托人，想把她们都送到美国去。

最先安排上船的是席与时的二姐和四姐。那正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硝烟弥漫。

她们走了不久，席家就收到消息，日本人跟美国人开战了，有一艘美国邮轮在夏威夷海边被炸毁。

那时信息很不灵通，无法知道被炸的究竟是哪一艘船。席家人心急火燎，按照行船的日期推算，以为席与时的两个姐姐遇难了。

白发人送黑发人，这恐怕是人间最为伤心的事。这对席家是个沉重的打击，尤其是席与时的母亲。她很快病倒。

家里没有男丁，管事的母亲又倒下了，这可真是雪上加霜。此时的席与时还是个娇滴滴的小姑娘，她什么都不懂。

不久后，席家收到了两个女儿的消息，她们都还活着，虽如此母亲的病却仍不见好。战时药品稀缺，她们又请不到好医生，母亲的病越拖越严重。

因为得不到妥善的治疗，席与时的母亲没多久就过世了。那时的她还只有十二岁，正在读初中一年级，底下两个妹妹都还是小学生。

这时的席家花园里只剩下她们三个小女孩，席与时瞬间成了家里的顶梁柱。

料理完母亲的后事，席与时决定和妹妹搬到三姐家里。

昔日欢笑热闹的席家花园已成席与时的伤心地，她不忍心面对那些熟悉又陌生的草木屋宇。况且，三个孤苦伶仃的小姑娘也没有能力支撑门庭，只能求助于姐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