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教授1978年担任哈尔滨医科大学的副校长，1983年又担任校长，到1985年担任名誉校长，大概是他的从教事业的“顶峰”了。他在日本同学对此非常看重，尽管他们中最高的有当到日本国防务厅次长的，但没有一个人当上大学校长。而大学校长在国外是比总统还显赫的职务。但他们不知道，于**担任学校领导时，正是中国清理**废墟艰难地走向新生的非常时期。一位长期埋头科研和医疗的书生，他将面临怎样的考验呀！

在医大采访时，我听到过那个时期这样一些故事：

**中，哈医大的许多教学用房被私人占用了。于**上任之后，亲自带队挨家清理，他敲开紧闭的房门，对占房者严辞相劝，而站在他身后的管事人，却和占房者会心地笑着。

在那严寒的冬季，学校和家属楼的暖器都烧不热，怨声骂声不绝于耳。于校长亲自到锅炉房和工人们一起推煤，他要研究一下，是煤质量不好，是设备陈旧，还是工人没积极性。

在动乱之中，哈医大的一百多亩土地被实力部门无理抢占了。学校为维护自己的利益，在自己的校园边修上了围墙。一个大雨滂沱的日子，占用校园的部门竟派一个干部模样的人，指挥着推土机推倒了医大二院的南围墙。于校长只身打着雨伞赶到现场。

他大声地说：“先生，这块土地是医大的，不能占用！”

那人问答：“我是同志，不是先生。我在执行上级命令！”

于校长用更大的声音对他说：“这不是同志的行为！你应该立即停止！”

那人不理采。推土机突突地驶过来。

于**就站在推土机前，他没有后退半步！

雨越来越急，伞也挡不住，雨水打在他的脸上又流了下来。

这个事件的亲历者，当时哈医大****程锡绎给我介绍了这个事件的来龙去脉。他说，我们哈尔滨医科大学有两个源头，一是1926年9月由伍连德创办的哈尔滨医学专科学校，另一个是1931年11月在江西瑞金茶柳镇创办的中国工农红军卫生学校，后来随着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延安，发展成中国医科大学。抗战胜利后，这所学校迁到东北，组建了四个分校，一、二分校在黑龙江省鹤岗附近的兴山。东北解放后，把这两个分校和伍连德创办的哈尔滨医专合并成新的哈尔滨医科大学。1949年新校舍安排在哈尔滨太平区的文庙一带。后来建设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时，陈庚大将看中了这块地方，经周总理亲自协调，市里又为哈医大确定了哈尔滨西郊的一片荒地，在这里盖了校本部和医大二院，当时还预留了一百多亩地。在**的混乱之机，那个有实力的单位抢占了医大的土地。于校长上任后，就面临这场旷日持久的土地纠纷。我们和他一起毫不退让地开展了收回失地之战。

那是1983年春天的事，那个实力部门派了十几台大铲车突突地开来，然后就把我们的院墙推倒了。我第一次看到于**这样气愤，他站立在推土机前，和那个负责人据理力争。我闻讯也领着没上课的100多名学生赶到现场声援于校长。

这真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据于**回忆：“当天晚上，我和二院的一位副院长搭火车去了沈阳，翌日下午约见了中央地方病领导小组组长***司令员。见面后，他听取了我关于土地纠纷的意见，马上找来杨副司令员（他刚由哈尔滨的驻军调来），对他说：‘你快把这件事解决好。’10分钟后，杨副司令员说打完电话，要求当地方面退还土地，修复边墙。李司令还说：‘大家一块吃顿饭，晚车你们就回去吧！’”当时，于**还担任着楚雄考察的总指挥，他是抽空回来处理学校的老大难问题的。而楚雄少儿克山病的防治是***交给***司令员和中央地方病领导小组的一个任务，于**接受他的命令，担负了这一重任。他没有让李司令失望。本来约定在完成任务后，李司令要为他们庆功，请他们喝茅台酒的，没想到这酒提前喝了，却因为这件不愉快的事件。对此于校长很不安，他说这酒本来应该我请，可李司令员，没有答应。

如果没有***司令员的支持，如果没有于校长和李司令在长期的地方病防治工作方面建立的友谊，这个问题是难以解决的。当时我们

面临的困难决不止土地纠纷，每一件解决起来都相当困难，一方面因为**中把已有的秩序打乱了，一方面**中把人的思想和道德搞乱了。要重新建立秩序和制度，又重新凝聚人心，于校长和当时的哈医大****，付出了极大的努力。于校长最大的特点是敢于负责，敢于担当。再大的困难他也不会退让，再麻烦的事情他也亲历亲为。后来于**曾对在任的校长杨宝峰说：“当好校长无非是两个字：‘管’和‘理’。管，就是不怕得罪人，敢作敢为，一切照章办事，谁也不能特殊。理，就是理顺关系，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建立团结和谐和校园文化。”

程锡绎书记说，于**担任副校长时主管科研工作，当时全国科学大会刚刚开过，在这次大会上他被评为全国先进科技工作者，他主持的关于克山病的防治和研究的多个项目在大会上受到表彰。他以此为契机，重点抓好学校科研的基础建设。一是他提出了学校科技发展的8年规划，确定重点科研项目。如心血管、肿瘤等方面常见慢性疾病的研究；如克山病、大骨节病、碘缺乏等地方病的防治研究。还有加强基础医学的研究，加强中西医结合的研究，开展公共卫生学的研究，在这方面在全国处于前沿水平。在临床医学方面，我们可能不如发达地区，但在公共卫生和预防医学方面，我们有明显的优势。一直到现在，哈医大在公共卫生学研究和地方病的研究仍然在全国处于前沿地位，在这方面于**老校长和一大批老专家有突出的贡献。

第二是整顿了科研机构。当时，省医学科学院和哈医大并列，机构很乱，形不成合力。经于**的努力，省医学科学院并入哈医大，下设8个研究所，原来的400个编制都归哈医大统一使用。财力和人力的集中，使哈医大的科研工作上了新的台阶，逐渐使心脏移植、肿瘤防治、地方病防治和食品卫生等方面研究进入全国领先行列。因为有了这样的基础，1987年，国家才有可能把中国地方病研究中心设在哈医大。可以说，没有于**当年的工作，没有全国科技大会后哈医大涌现了出像于**这样一批大师级的人物，哈医大是不可能有如今这样的地位的。

“名牌大学的标志不是高楼成片的大学城，而是代表国际一流科研水平的大师群体。这就是于**和哈医大密不可分的关系，给我们的启示。”在哈医大当了七年校党委***、十二年****的程锡绎有这样的体会。他说，我是1948年在兴山开始学医的，1949年到哈医大时，于**给我们讲过内科学，应该说，我也是他的学生。虽然我多年搞政治工作，但我认为大学就应该“专家治校”。在于**担任校长之前，基本都是资深的老革命、老干部担任学校领导的。他们给学校带来的革命传统，曾经在创业初期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要建设中国一流的集教学、科研和医疗为一体的现代化大学就要靠一流的医学专家了。于**担任校长这是历史的必然，时代的要求。他虽然任职时间不长，但开了一个好头，是哈医大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机。

他还说，专家当校长要面临两个方面的压力，一方面是传统的观念，你当医生行当学者行，当校长行不行？另一方面的压力来自同为专家的人，你当校长，还不如我当，我可能比你还行。后来的事实证明，当时于**当校长，是被两方面的多数人接受的。他克服重重困难，在解决许多棘手的问题中，显示了他自己的才干，也经受住了历史的考验。我想，在怀念于**先生的时候，我们在总结于**在研究防治克山病的经验的同时，也应总结于校长的办学经验，这对哈医大未来的发展是大有好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