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切和蔼的僧王，

和我所看见的泰国比丘大大不同，

一见到我们就呵呵直笑，

开朗的笑容始终挂在脸上，

他表示：

“中国的佛教是属于北传，

泰国的佛教是属于南传，

其实，南传佛教也好，北传佛教也好，

总是以释迦牟尼佛为信仰中心，

所以中泰两国佛教，不应该有彼此之分。”

没见到僧王前，

我原本一直以为南传佛教并不承认北传佛教，

没想到这位高龄的僧王、慈祥的长者，

却有着这么开明的见解，

顿时让人肃然起敬。

一九六三年六月，泰国国王普密蓬（BhumibolAdulyadej）伉俪莅临台湾访问，政府认为泰王是佛教徒，就发动“中国佛教会”派了二十位出家人至松山机场代表迎接。这二十位代表就研究一个问题：泰王从机舱出来，我们迎接时，是鼓掌好呢，还是和他握手，或者合掌？在我们中国的习惯，很容易分别这样的轻重，但以出家人来说，握手，太现代了；鼓掌，太过招摇，最后决定还是以佛教的合掌为宜。

泰王很年轻，据说只有三十六岁，带着善良美丽的王后诗丽吉（Sirikit）跟我们迎接的人一一合掌，大家也回以合掌为礼。但这一件事情，后来在泰国引起了轩然大波，因为泰国是属于南传佛教，他们认为泰王是一位在家人，我们中国的出家人不应该向他合掌；但是在中国北传的佛教里，合掌并不是跪拜，而是僧信之间很平常的相互为礼。

与泰国、韩国、柬埔寨、斯里兰卡等国家长老法师会谈

说到泰王访台，佛教是从七世纪的时候从斯里兰卡传到泰国，世界上宗教的传播，大概都要两三百年之久，才能慢慢地成为全国接受的宗教。而泰国在十三世纪素可泰王朝（SukhothaiKingdom）第一世国王把佛教推广到全泰国后，才真正开始举国信仰佛教。

泰王访台后，为表示友好，希望能够相互访问，因此泰国便向台湾政府邀请佛教界前往访问。“中国佛教会”接收到讯息后，当即组团，而访问的名单里面，并没有把我列入，但是国民党中央党部觉得我应该参加，特地办了两桌素斋请佛教会的人士，希望能将我列入访泰的名单里面。

党部通知我要和“中国佛教会”理事长白圣法师见面，他是出访团的团长，那时候正值他在临济寺传戒，我前往拜见，他一脸严肃的表情，向我说道：“要访问什么地方、什么人，你去准备吧！”

我当时一愣，不明所以地回问：“白老，我以什么身份去准备这些？”

台湾佛教访问团访问泰国，泰国教育部部长蒙銮遍亲自接待（一九六三年七月一日）

“党部叫你做秘书啊！既然做访问团的秘书，你就去作业。”

虽然我和泰王同年，那时候也是三十六岁，但是说来惭愧，我对国际的知识非常肤浅，“中央党部”光说访问东南亚，到泰国、马来西亚、日本、印度等国家，但是东南亚在哪里？我当时都不太清楚。

尽管我来台十年来，出版不少的书籍，如：《释迦牟尼佛传》、《玉琳国师》等，在马来西亚、新加坡销售至少几万本，除此之外，我就不甚了解其他国家状况了。到了这个时候，我才知道，一个团体出访，不是那么简单，还要那个国家驻当地领事馆签证同意，我们才能成行。

我经过一番研究，把访问定在泰国、菲律宾、日本、马来西亚、新加坡和香港等地。办理签证的时候，我们的泰国签证、日本签证很快就拿到，但是，最想去的印度，却杳无消息，没有音讯。

出发的日子，六月二十六日很快就到了，经过各家信徒热烈地在松山机场欢送，我们坐上泰航的飞机，于上午十一点五十分起飞，那是我生平第一次坐飞机，因此时间记得特别清楚。我们这个佛教访问团一共只有六个人，团长白圣法师、副团长贤顿法师，团员有净心法师、朱斐居士、刘梅生居士，我则担任秘书兼发言人。照理说，政府应该有一笔费用补助我们出访，而朱斐、刘梅生居士他们都免费参加，只有我自费出了几万块的飞机票钱，但是大家能出访，总是欢喜的事情，也不太去计较这些了。

泰国的时间比台湾慢一小时，我们飞行三个多小时后，在泰国时间下午三点十分左右，飞机在泰国廊曼机场降落，现场两千多位的比丘，整齐地排在飞机场，表示对我们的欢迎。后来我才听说，泰国比丘从未到机场去欢迎什么人，我这时候才知道泰国政府是以国宾之礼来接待我们。

此次访泰的日程，是由泰国宗教厅安排，因此，宗教厅希望我们住在泰寺，而泰国的华侨佛教社则坚持我们要住在华侨佛社里；最后，我们便被安排住进华侨佛社中历史最久的中华佛学研究社。

中华佛学研究社是一个居士的社团，房子内部设计就像寺庙一样。据说在泰国一共有十五个这样的佛学社，如大光佛教社、龙华佛教社、莲华佛教社、光华佛教会等。中华佛学社跟我创办的佛教文化服务处经常有往来，他们常在服务处请购佛书、佛像、陀罗尼经被等，彼此信件联系频繁。

因为与他们有来往的因缘，因此中华佛学社的总干事杨乘光居士，对我们全团的到来，特别的热心接待，整个佛学社三层楼就成为我们临时的居家。而泰国政府也非常重视我们此次的拜访，为了顾及我们的安全，在访问泰国两个礼拜当中，中华佛学社门口每天都有四个警卫站岗保护。

我还记得，当天下午的记者招待会，有数十位泰国各报的记者来采访我们，有一位记者突然提出抗议，质疑我们在台湾迎接泰王时，怎么可以对在家的信众合掌为礼？对他们来说合掌也是一种顶礼。我们当时回应，并不是以合掌向泰王行礼，而是为泰王祈求三宝加被，经过翻译人员玛古德大学陈明德教授流利的翻译，记者们才释怀。

陈明德教授，非常的年轻，外表斯文清秀，说得一口流利的中文。一个泰国人能把中文讲得这么好，实在很不容易，特别是他对于大乘佛教的经典，非常倡导尊重，当时他也正在进行翻译中国大乘经典为泰文，我们觉得这位居士，对未来中泰的佛教会有很大的贡献。可惜，日后当我们回到台湾不久，即听闻他遽然去世，才三十八岁的青年才俊就这么离开人世，今后这种人才到哪里去找？不免叹息佛教痛失人才。

我们在泰国的两个礼拜中，访问过僧王第十五世颂德帕桑卡拉查尊者（SomdetPhraSangharaja）。听说僧王有中国潮州人的血统，他六十二岁才开始学英文，六十五岁时已经能讲出一口流利的英文，我们去访问他的时候已经高龄九十岁。亲切和蔼的僧王，和我所看见的泰国比丘大大不同，一见到我们就呵呵直笑，开朗的笑容始终挂在脸上，僧王对我们说：“中泰佛教两国的血统是分不开的，不少的泰国人都有中国姓，拿我说吧，我就是姓蔡，我的祖父就是一位华人。”他又继续表示：“中国的佛教是属于北传，泰国的佛教是属于南传，其实，南传佛教也好，北传佛教也好，总是以释迦牟尼佛为信仰中心，所以中泰两国佛教，不应该有彼此之分。”

没见到僧王前，我原本一直以为南传佛教并不承认北传佛教，没想到这位高龄的僧王、慈祥的长者，却有着这么开明的见解，顿时让人肃然起敬。

宗教厅安排的行程里，我们参观了泰国著名的玉佛寺、云石寺、郑王庙、菩提寺等，还参观佛教医院，带我们畅游湄南河，总之就是热情接待，令人感激。我尤其对于能在早晨，看到泰国如同佛陀时代比丘托钵的那种风光，记忆深刻。

如果某家信徒想要发心供僧，他们就必须在天刚亮时，将饭菜准备好，摆在桌子上，当比丘托钵经过时，信众就恭敬合掌，然后将准备好的饭菜一一倒进比丘手中的钵；除了饭菜外，他们还会准备水果、鲜花，一起供养比丘。而在信众供僧的过程中，比丘与信众彼此间并无交谈，也不攀缘，只是静默地进行着供僧的仪式。当比丘们右手托钵，左手拿着鲜花，三五成列或者独步慢行，前往每户人家应供时，那宁静肃穆的气氛，总让人感到无比庄严。

在访泰行程的第八天，七月三日，泰王普密蓬特别在王宫里面设宴，招待供养我们午斋；据说，这是泰王首次接见外国的僧众，足以见得泰王对我们的重视。泰王接见我们的时候，一看到我们便站起来向我们作礼，而为了顺应泰国南传佛教的规矩，我们也只能老实坐下，不敢有任何回礼。

泰王的风采高贵大方，英挺的样貌令人赞叹，他诚恳地向我们表示，他很感谢大家在台湾热烈的欢迎他，他在台湾的时候，看到农村家庭也供奉着观世音菩萨，感到非常的欢喜，他还说道：“我从台湾回到泰国，一下飞机后，就跟僧王说，我到台湾最大的收获便是佛教徒送了我一部中文《大藏经》。”为此，这次我们来访，泰王特地回送我们一套泰文《大藏经》，以法宝互为礼，表达对我们的友好之意。

在我看来，其实泰国的佛教很单纯，它不像中国的佛教，重视学术、学理的研究；泰国的佛教皇派林立，比丘每天托钵接受信徒供养，一切事务都由在家的信徒，或者净人去服务。而生为泰国男子，一生都要出家一次，出家时间随每个人志愿而定，可以说，在泰国是以出家当比丘为荣，比方说：我们每每和泰国政要见面，介绍人就会说，某某部长出家十年、某某教授出家二十年，却不会说，某某人是哪间名校毕业，曾有过什么丰功伟业，他们以出家时间愈久，愈显得身份荣耀。

至泰国普门报恩寺拜访华僧僧王普净法师（一九七九年十二月）

在访泰期间，得知泰国对外来的佛教团体，也有着平等的尊重，诸如华僧宗务委员会、柬埔寨佛教皇务委员会、缅甸佛教皇务委员会等。每一派的宗长，他们都自称华僧僧王、柬埔寨僧王、缅甸僧王等，当然不比泰国僧王那样的崇高重要，但地位却也相当尊贵。

我们曾去拜见龙莲寺的住持，也是华僧僧王普净大师，他是广东潮州人，一位很热诚待人的长老。当初泰国在设立华僧事务委员会时，即礼请他担任尊长，领导百余华僧及十余所佛寺。普净长老对于提升华僧地位有着不可抹灭的功劳，更是在泰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当时不只是华僧跟随他，寺庙内还有上百位泰国的年轻沙弥，我那时候想着，如果普净长老能把这一群泰国沙弥教成中国大乘佛学的学者，以后何必分什么南传、北传，佛教就能融为一家了。

南传佛教代表参加国际佛光会世界大会

在佛教访问团的出参中，诸多的好因好缘，可以说是我与南传佛教的初次接触，往后与南传佛教的结缘，也主要以泰国为主。像是一九八五年，设于曼谷的世界佛教青年会，首次在佛光山举办学术会议，承蒙他们邀请我担任荣誉会长。而我与总部位于泰国的世界佛教徒友谊会，也是颇有渊源，分别在一九八八年、一九九二年、一九九八年、二〇〇六年四次主办过大会，在一九九二年第十八届大会中，被推选为世佛会永久荣誉会长；第二十一届大会，世佛会颁赠予我“佛教最佳贡献奖”，而这些另有篇章细说，在此不多述了。

在一九八七年，应马佛总主席金明法师暨新加坡佛教界之邀，我率领二十人访问团，前往新马等地弘法访问，在马来西亚佛教青年总会邀约下，参加在槟城举行的“南北大师喜相会”讲座会。他们推举我代表北传佛教，与代表南传佛教的达摩难陀法师共论教义，透过这个因缘，让更多人深入了解南北传佛教，当时共有三千余人一同与会，场面隆重。

我以为，无论是南传、北传佛教，无有高低对错之别，每个国家地方更因为历史、地域、气候因素各有差别，佛教顺应当地，而有了各自的发展空间模式，但是，无论如何，佛教的教义必定是相同的。

这样的想法，促使我常常思考如何让国际佛教团体间交流与合作，此后，国际佛光会在一九九三年于佛光山举办了第一届“国际佛教僧伽研习会”。有越南明珠长老、泰国素提瓦若（Ven.Suddhivaro）、缅甸三达吾他法师（Ven.Sandawuntha）、荷兰狄法米特、印度达摩帝如（Ven.Dhammadeero）、僧伽桑那（Ven.Sanghasena）、孟加拉潘蒂特等五大洲十六个国家的僧众和信众参加。此后，此研习会相继于温哥华、悉尼、巴黎、香港、台湾等地陆续举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