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政府迁台后，要和日本建立关系，首先就想到派一些佛教界的人士到日本留学，这个政策也获得日本政府的同意。可惜的是，当时在台北有权威的人士并没有想到佛教的青年，只想到与他们有关的人，如过去曾在大陆常州天宁佛学院担任教务主任、应该已四十多岁的圆明，再加之很多大德都有许多在家的弟子，就派遣了他们的弟子，一位姓李的、一位姓萧的到日本留学。我们这些年轻的人当然也希望有机会多学习，但是碍于没有背景、没有靠山，只有望学兴叹了。

后来我自己也曾想过独自到日本学习，因为当时在台湾还没什么成就；那年是一九五七年，我预备把信徒捐献给我一栋在北投温泉路一〇二号的房子卖了，自费到日本留学，并且将我写的《释迦牟尼佛传》拿去提出申请，也获得了东京大正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同意书。

我之所以要去日本，只是想说明一点：那个时候的社会，一般人看到佛教界有人到日本念书都是有去无回。因为在日本受环境影响，大多数的人都不希望再回来过中国苦行僧的修行生活，所以到日本之后就洋化了。我立志一定要改写这一段历史，要为我们男众比丘争一口气，意思是：“我会回来！”

后来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访问台湾和日本，引发日本学界掀起学潮，反对艾森豪威尔的访问，我心想：“难道我到日本，也是要跟他们一样，天天参与学潮吗？”

其实还有一个主要的原因是，信徒万隆酱园的总经理朱殿元居士有一天跟我说：“师父，您已经是我们的师父了，为什么又一定要去日本做学生呢？”他的一句话，也等于给我的一记当头棒喝：“是啊，我既然收弟子、做了人家的师父了，怎么又要再去做别人的学生呢？”于是打消了赴日留学的念头。

不过，我还是认为佛教的僧青年应该广学多闻，要给予大家学习的机会，所以佛光山开山之际，各方运作都已经稍具规模，我就派遣弟子慈惠、慈嘉、慈怡先行到日本留学。慈惠先到日本佛教大学就读，后来又去大谷大学修学文学硕士学位，慈怡、慈嘉在佛教大学分别取得文学硕士学位及修学社会福祉。接着再有慈容到同志社大学，又到佛教大学社会福祉系进修，慈庄也进入佛教大学。

后来，依空到东京大学，取得印度哲学研究所文学硕士；返台后，再获得高雄师范大学文学博士学位。依昱先后取得驹泽大学人文研究所硕士、爱知大学文学博士学位；一时佛光山子弟留学日本风气之盛，和学界一些名教授，如镰田茂雄、中村元、平川彰、水野弘元、安藤俊雄、水谷幸正等教授，也都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还记得当年我和慈庄、慈惠送依空进入东京大学读书的时候，承蒙日本名学者水野弘元先生亲自接待。我深感到：佛教会因为人才的成长而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