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八年对许多人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一年。比如我母亲，就是在一九七八年接到了那张能搬掉压在她身上二十年磐石的平反通知。

不知是不是因为母女相连，一九七八年母亲厄运的结束，也就是我好运的开始。我似乎没吃什么苦头没碰什么钉子，就接连在报刊上发表了四篇散文，一时成了我们部队里的“名人”。

那是我当兵的第三年。我二十岁。

头一年分下连队，也不知怎么，连里就知道我“会写文章”，于是委我以“新闻报道”的重任。可我连写了好几篇稿子，都没发出来，很沮丧。为了完成上稿任务，我就调过头来写散文。写了一篇《我们女战士》，排比句一串一串的，大抒其情。写完后就寄给了《重庆日报》。不想没多久就发出来了，且是那一版的头条。现在想来，一定是当时投稿的人太少了。

战友们把报纸送来给我看，好像我中了状元榜似的兴高采烈。而我当时只是朝大家笑笑，双脚没有跳起来，巴掌也没有拍响。可能是太意外了吧。那时还没恢复稿费，只是寄来了两张样报。收到报纸那天，正好是我二十岁生日。所以这篇散文对我的意义非同寻常。

我有了信心，又继续写，写了篇《灯下》，仍寄《重庆日报》，不想却被退回。这时我们寝室住进一位女大学生，她刚从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到我们连“锻炼”。她看了《灯下》说，不要紧，再寄出去。她给我开了一串名单，全是大报大刊。我惊讶地说这能行吗？她说你不要以为在那些大报大刊上写东西的人都是大作家，他们和你差不多。我又担忧地说不能一稿多投。她说怕什么，决不可能被两家同时看中的。于是我就胆大包天一下复写了四份，同时寄了四家报纸和刊物。

幸运的是，十几天后，《解放军文艺》来了录用通知（而另外三家果然没消息）。再过十几天，清样就寄来了。那时还有政审一说，《解放军文艺》也曾打电话到连里来了解我的情况。指导员连连说：是个好战士，好战士。这样，《灯下》就发在了当年的《解放军文艺》六月号上。

为此，我不能不感谢那位女大学生。她虽然不是编辑，却是第一个在创作上给予我极大帮助的人。她的帮助不仅仅只在于使我发表作品，更重要的在于教会了我自信，不低估自己。我与她的结识，令我的生活开了一扇新的窗户。我第一次懂得了知识的重要、知识的可贵；也第一次强烈地产生了上大学的渴望。

她的名字叫汤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