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曾开玩笑说，我们家是专给铁路投资的。她说这话，并不是因为父亲是个铁路工程师，而是在于我们家长期“分裂”的局面。当时她正一个人呆在杭州，而父亲则一个人呆在长沙，我和姐姐呢，一个当兵在成都一个工作在西安。小小的四口之家竟分了四处，在许多家庭，这恐怕少见。（母亲又开玩笑说全国六大经济区我们家只差东北和华北没有“占领”了。也许两个女婿会产生在那儿吧。）

当然，这种分裂局面并不是我们有意为之，实属历史造成的无奈。那么，四个人每年相聚一次，至少得花三份儿路费，且不包括路上的吃喝、转站、投宿等等。母亲所说的“投资”就是指这个。

为了节省开支，有一年春节我们就兵分两路团聚。我从成都去长沙探望父亲，姐姐从西安去杭州探望母亲。一家人从一分四半变为一分两半儿。可还是不对劲儿。于是又全部赶往一处。因此每年距春节还有一两个月，四个人就开始通过信件商讨团聚的日期、地点以及方式了。母亲称其为“三国四方会议”。

好在这状况持续得并不长久，也就是三两年吧，先是父亲离休回了杭州，接着姐姐调回杭州，大半个家就统一在西子湖畔了。只余下我一个人像台湾岛似的挂着。但不管怎么说，全家再要团聚，只需我一方上路就行了。

从此结束了对铁路的“大量投资”。

其实我倒觉得，我们家“投资”最多的还不是铁路，而是邮路（当然也和铁路分不开）。从父母谈恋爱开始，也就是从我们家“建家”开始，真不知寄出多少信件了。上万不敢说，几千是肯定有的。

父母谈了七年恋爱才结婚，这中间通了多少信？结婚近四十年中有二十多年是两地分居，这中间又通了多少信？父母还没相聚到一块儿，我们姐妹俩又先后离家。姐姐离家十余年，我离家至今，这中间父母分别写给我们俩的信，我们俩分别给他们的回信以及我们俩互相之间的信又该是多少？真没法数清。所以我不夸张地说，几千是有的。

除了信，还有电报和包裹。电报主要有两类：通知归程。庆贺生日。

包裹的内容就多了。吃的、穿的、用的、看的乃至药品等，常常一寄一大包，单邮费就好几块，且不说包裹本身的价值。

当然，总是父母寄给我们姐妹俩的多，我们返回的很少很少。现在姐姐回到父母身边了，就是全家给我一个人寄。从给我的，给丈夫的一直寄到给儿子的，我一年之内总要收到好几个包裹，连邮局的人也熟悉了。

说两个寄包裹的小事。

姐姐高中毕业下乡到陕西，日子很苦。父母亲很心疼，就时常给她寄点东西，糖啊腊肉啊衣服啊。有一回父亲下班回来满脸笑容，说是收到姐姐寄来的包裹。这是少有的事。包裹单上写着：“裤子”。母亲说：这丫头往家寄什么呢？父亲说：肯定是给你或者山山的，反正不会是给我的。说这话时他们都是一种很喜悦的心情，我当时正好在家。后来包裹取回来了，急忙拆开一看，却是条旧裤子。内夹一纸条，上写：妈妈，我的裤子开线了。因是的确良（那时的确良很稀罕）不敢乱缝。故寄回来请你帮我补一下。

父母亲笑过之后，不仅将裤子补好，还买了些东西一起寄回去了。

我也寄过一个说来惭愧的包裹。

刚养儿子那两年，忙乱得没有头绪。母亲就在千里迢迢之外伸出手来帮助我——寄包裹。小衣服小裤子鞋袜手套帽子睡袋童毯乃至做尿片用的旧床单，源源不断的寄来。冬天到了寄棉衣棉裤，身体不好寄“娃哈哈”（那时成都还没有，而“娃哈哈”食品厂又恰在杭州），一直寄到妈妈找不到旧布来做包裹皮儿了。于是妈妈写信叫我把收到的包裹皮儿寄回给她，她好再寄。我也就真的把七八张包裹皮儿裹在一起寄了回去。恐怕邮史上再也找不出这样奇特的包裹了。每每想到这一点我都感到惭愧。工作这么多年了，不仅没有孝敬父母，反而仍在让父母操劳。

父亲寄包裹是最最仔细的。我一收到包裹就能看出哪个是他寄的。他总是包两层塑料袋，外面的线还缝得细细密密。有一段时间我的小儿子老是咳嗽，父母亲知道了很着急，打听到杭州有一老中医研制的膏药很灵，就买了六张（一个疗程）寄来。儿子贴后果然好多了。我一高兴，就在朋友们面前吹嘘。这下好，几个朋友都托我买。我没办法，又去麻烦父母亲。父亲为此跑了不少路，先后为我买了九个疗程的，也就是五十四张。每张三元钱。光是膏药就花了一百六七十块。而且因为膏药太小，不好寄。每次为了寄膏药，还得买些其他东西搭上。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可父母亲从未怨过我，只要我开口，他们就寄，从千里迢迢的邮路上寄来他们的一片爱心。

对我来说，从邮路上得到的不仅是邮件，更重要的是爱，还有笑声。

这笑声主要来自母亲的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