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人问起作家来，你在干什么，通常的回答是：“我在写小说。”

但鲁迅先生却说做小说，并把它用来当作题目《我怎么做起小说来》，写出一篇文章，后来编入《南腔北调集》中。

做小说和写小说，应该没有什么区别，但鲁迅先生说做而不说写，似乎有其特别着重的意思在内。我体会：

第一，他说他做小说，“总不免自己有些主见的”。这和性灵派所追求的天然自成，如泉自涌，超然物外，以神韵胜出的文字，稍有不同。凡具有主见的小说，必然是可操作性强的小说，否则就不可能把作者的主观想法表达出来。这种可操作性本身，说做要比说写更贴切些。

第二，他在说他“为什么”做小说时讲，“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这和闲适派提倡的小桥流水，风花雪月，虚无飘渺，不食人间烟火的文学观，是根本不同的。鲁迅先生做小说，不但为人生，还要改良这人生。肩负这样强烈的目的性，使命感，然后付诸文字的实现，这过程说做，比说写要更为准确些。

第三，他说：“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痛苦，引起疗救的注意”。这和那些为艺术而艺术的戴白手套的文学，旨在为白领阶层消磨时间的按摩或桑那式的文学，以及男欢女爱，情欲横流，有可能被列入儿童不宜级别的文学，是大相径庭的。鲁迅先生的立足点，一是为不幸的人们呐喊，二是揭出痛苦的状态，三是要让大家来加以疗救。一篇小说要担负起这样三个层次的任务，大概必须要下点力气来做了。

第四，他还说：“我做完以后，总要看两遍，自己觉得拗口的，就增删几个字，一定要它读得顺口；没有相宜的白话，宁可引用古语，希望总有人会懂，只有自己懂得或连自己也不懂的生造出来的字句，是不大用的”。这和时下那些晦涩的文风，费解的词意，别扭的文体，或行云流水似大量倾吐内心独白，一发而不可收拾式的语言，没有任何共同之处。如果说，那些人的小说，是写出来或泻出来的话，那么，鲁迅先生的小说，是字斟句酌地做出来，恐怕是比较接近的描述了。

这恐怕是写小说和做小说的不同之处了。当然，鲁迅先生做小说，并非小说创作的不二法门，大家也无须如此照办不可。同样，与鲁迅先生创作思想、创作方法迥异的小说家，也会写出来出类拔萃、超凡脱俗的作品。但文学犹如花园，小说是其中的一块很大的园圃。若这园圃里，仅有一种小说样式，那是很寂寞的。但什么样式都有，而独缺了鲁迅先生这种与人民群众息息相关的小说，也是不够健全的。当我们在文学作品中，读到那么多绅士淑女、帝王将相、莺歌燕舞、甜言蜜语以后，能看到作家们像鲁迅先生那样做出来的小说，也许会使更多的读者与文学的关系更密切，而不是疏离，说不定倒是文学的一线生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