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的贞观之治，开元之治，包括武则天临朝，频繁改年号的那些岁月，在中国历史上，都称得上是盛世。凡盛世，都有贤相，例如太宗有魏徵、房玄龄；武后有狄仁杰、张柬之；玄宗有宋璟、张九龄，在这些名相的辅佐下，国力强大，国势鼎盛，仅当时的长安，常住的外国人就达好几万，是座国际都市，可以想像当年辉煌的程度。但李隆基晚年，信任非人，用李林甫为相，遂导致安史之乱，从此就由盛而衰了。

到了他的孙子德宗，本可以振作一番事业，但由于他“猜忌刻薄，以强明自任，耻见屈于正论，而忘受欺于奸谀，故其疑肖复之轻己，谓姜公辅为卖直而不能容，用卢杞赵赞则至于败乱，而终不悔。及奉天之难，深自惩艾，遂行姑息之政，由是朝廷益弱，而方镇愈强，至于唐亡，其患以此。”（欧阳修《新唐书·德宗纪》）奸相作祟，宦官当道，藩镇作乱，外族入侵，从此则由衰落而走向唐王朝的最后灭亡。

德宗李适，在中国三百多个皇帝中间，不是名声最坏的。因为他虽无德政，但贞元之治，总算太平了一段年月。不过，李适在排斥贤良，宠用奸佞方面，也不弱于他的祖父李隆基，以致政治腐败，战乱频繁，横征暴敛，百姓遭殃。因此，定他一个昏君或者贪君，大概是不冤枉他的。

有一次，坐在朝上的他，居然对中书侍郎，同平章事陆贽说出这番议论：“你太过于清廉和谨慎了，各道州府到长安来，送给你一些礼物，是人之常情，你全都拒之门外，一律不受，这不很合乎情理的，其实，如果送你一根马鞭，一双皮靴之类，收下了，也是无伤大雅的。”

历朝历代的皇帝，像他这样明目张胆地对手下掌管国政的宰相，恩准其腐化堕落者，还很少见。他连表面文章也不顾，明明白白地告诉陆贽，小小不言的贿赂，无妨收下，其实，等于暗示，即使是大撒手地纳贿，又有什么不可以的呢？这个李适，实在很有一点教唆犯的意味。

李适为什么要如此这般地诱使臣下公开纳贿呢？因为他本人，就是聚敛无度，永无厌足的贪君。他除了国库以外，还设“琼林”、“大盈”两座私库，储藏群臣进贡的财物，而他的臣下陆贽不拿群众一针一线，这使得他有些难堪，就得动员陆贽。这也是时下只要查出贪污渎职的官员，一定是一串、一窝，然后一锅端的缘故所在。因为他自己下水了，也得拉别人下水；因为看别人下水，有了油水，跟着来不及地下水。可陆贽不是这样的人，他坚决不下水，皇帝拉，也不下。

《后汉书·马援传》里，载过一首讽刺上梁不正下梁歪的民谣：“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丈，城中好广眉，四方且半额，儒中好大袖，四方全匹帛。”由于德宗带这个收受贿赂的头，上行下效，地方官员也在正税以外，用“羡余”的名义，搜刮民财，老百姓可就倒了大霉，以至于达到“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的民不聊生的地步。

当时的大诗人白居易，曾经写过一组诗，记叙这种惨状，题名《秦中吟》。诗人在诗前的序里，明确指出：“贞元，元和之际，予在长安，闻见之间，有足悲者，因直歌其事。”“贞元”，就是这位贪君德宗的年号。

其中第二首《重赋》，就写出了从皇帝到里正的层层盘剥，对百姓造成的苦难。“浚我以求宠，敛索无冬春”，“里胥迫我纳，不许暂逡巡”的凶狠，“岁暮天地闭，阴风生破村”，“幼者形不蔽，老者体无温”的悲惨，可以想像贪官盘剥之狠。一方面，皇帝和官府巧取豪夺了这些财物，堆在仓库里，任其腐烂；一方面，老百姓却饥寒交迫，连遮体的衣衫也无有。所以，诗的最后，感叹系之：“昨日输残税，因窥官库门，缯帛如山积，丝絮似云屯，号为羡余物，随月献至尊，夺我身上暖，买尔眼前恩，进入琼林库，岁久化为尘。”

陆贽是个非常严谨的人，“本畏慎，未尝通宾客”，“小心精洁，未尝有过”，拿今天的话说，是个廉政的模范干部。欧阳修《新唐书·陆贽传》载他年轻时，曾经到寿州去拜见当地的刺史张镒，这位刺史是很孚众望的大人物，和陆贽谈了三天三夜以后，对这位年轻人的学识见解，治国抱负，钦服之至，就要求和陆贽成为一对忘年朋友。分手时，张镒送给他一笔巨款，说是：“请为母夫人一日费。”陆贽说什么也不肯接受，刺史当然坚持要他收下。最后，陆贽只好让步：“敢不承公之赐！”但仅仅受了他礼物中的一点茶叶。唐代的茶叶都压成团，所以，他拎了一串龙凤团茶离开张府，可见他是多么严格要求自己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