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底，做客马来西亚，参加《星洲日报》花踪文学营的活动。

其中在槟榔屿逗留了两天，那是一座很有中国味的热带城市，和广东、福建的建筑格式，几乎没有什么差别。所以，在城里走来走去，毫无“身在异乡为异客”的感觉。

在一次与文学爱好者的交流会上，一位本地的中年人，我想他可能是位教师，站起来侃侃而谈，说到清末民初的那位文化怪人辜鸿铭，就出生于马来西亚这个海滨城市时，很为之自豪。虽然，他在当他的满清进士时，做两湖总督张之洞的幕宾时，籍贯都写的是福建厦门同安，其实那是他的祖籍。他出生在槟城，八九岁就到英国读书去了，还曾到德、法、意、奥诸国游历求学，然后才学成归国，再从头投入儒学的怀抱。他和大部分学有所成的中国人不同，先在国内奠定深厚的学养基础，然后到国外再充实自己。大概人是有一种喜新厌旧的趋向，对于先前耳熟能详的一切，常常会被后来才了解的事物的新鲜感所压倒，所以，辜老先生与那些到了外国以后盛赞月亮也是外国的圆，而对中国则视之若敝屣的假洋鬼子不一样，对于中华民族的文化，表现出强烈的尊崇。

那次槟城演讲会上，提到这位名人时，上了年纪的听众，还略有回应，而很多与会的年轻男女，对辜鸿铭三字，表现出耳生的神态。估计，在我们这里的青年人，对这位曾经与俄国托尔斯泰通过信，曾经是印度泰戈尔的朋友，曾经被英国毛姆虔诚地表示过敬意的大学者，知之者也不多了。

然而，他的名字曾经很响亮过的，至少他的怪癖，使他成为在本世纪一二十年代，京师轰动，举国侧目的一位人物。他用英文写成的《中国人的精神》（TheSpiritoftheesePeople）一书，对于西方世界，产生的反响，其热烈程度，还没有一个其他的中国文化人，可以相比拟。罗曼·罗兰说他“在西方是很为有名的”，勃兰兑斯说他是“现代中国最重要的作家”，可见评价之高。于是，在那个有点暖雨，有点热风，但一会儿又雨住风停、月明星稀的南洋之夜，主人陪着我转悠在槟榔屿的港湾曲巷、滩涂木屋，旧街老店，庙宇祠堂之间，想探究与这位名流相关的遗址残迹。真遗憾啊，沧海桑田，黄鹤已飞，除他的名字外，这个城市里再也找不到他的任何痕迹了。

知道辜鸿铭这个名字的人，首先想到的，是他的那根在民国以后的北平知识界中，堪称独一无二的辫子，那是辜鸿铭最明显的标志。连为他拉洋车的车夫刘二，也和他一样，拖着西方人嘲之为猪尾巴的辫子，辛亥革命，推翻满清，第一个成就，便是全中国的男人头顶上那个辫子，一夜之间，剪光推净，独他却偏偏留起来，自鸣得意。他在清廷，算是搞洋务的，按说是维新一派，但皇帝没了，竟比遗老还要遗老，这也只有他才能做出的怪异行径。那时的他，戴瓜皮帽，穿方马褂，顶红缨辫，穿双脸鞋，踱四方步，出入北大校园，在红楼的课堂上，大讲英国诗，据说是当时的京城一景。

他在北大教书，学期开始的第一堂，叫学生翻开Pageone（第一页），到学期结束，老先生走上讲台，还是Pageone。书本对他来讲，是有也可，无也可的，他讲授英国诗，举例诗人作品，脱口而出，不假思索，如翻开诗集对照，一句也不会错的，其记忆力之惊人，使所有人，包括反对他的，也不得不折服。据女作家凌淑华回忆，辜鸿铭到了晚年，还能一字不移地当众背出上千行密尔顿的《失乐园》，证明他确实有着非凡的天才。

在课堂上的他，挥洒自如，海阔天空，旁征博引，东南西北，那长袍马褂的样子，不免滑稽可笑，但他的学问却是使人敬佩的。他讲课时，幽默诙谐，淋漓尽致，嬉笑怒骂，皆成文章。用中文来回答英文问题，用英文来回答中文之问，间或又插入拉丁文、法文、德文，学识之渊博，阅历之广泛，见解之独到，议论之锋锐，令问者只有瞠目结舌而已。因此，他的课极为叫座，课室里总是挤坐得满满的。

他有许多幽默，也传诵一时，譬如：一位外国太太反对他赞成纳妾的主张，问他，既然你辜先生认为一个男人，可以娶四个太太，那么一个女人，是不是也可以有四个丈夫呢？这个拖小辫子的老头子对她说，尊敬的夫人，只有一个茶壶配四个茶杯，没有一个茶杯配四个茶壶的道理。譬如：他说蔡元培做了前清的翰林以后，就革命，一直到民国成立，到今天，还在革命，这很了不起。他说他自己，从给张之洞做幕僚以后，就保皇，一直到辛亥革命，到现在，还在保皇，也是很了不起的。因此，在中国，他说，就他们两个人堪为表率。

那时的北京大学，就是这位蔡元培先生任校长，他主张学术自由，主张开明精神，不光请这位拖辫子的遗老来讲课，也请胡适、陈独秀、周树人兄弟这些新派人物执教。这些新文化运动者，尽管不赞成他的保守的、落伍的主张，但对他的学问，却是敬重的。当时，学校里还有不少的外国教授，也是世界上的一流学者。这些洋教授们，在走廊里，若看到辜老先生走过来，总是远远地靠边站着，恭迎致候，而辜氏到了面前，见英国人，用英文骂英国不行，见德国人，用德文骂德国不好，见法国人，则用法文骂法国如何不堪，那些洋人无不被骂得个个心服。就这么一个有个性的老头子，不趋时，不赶潮，我行我素，谁也不在他的话下。

光绪年间，他从国外归来，在张文襄幕府当洋务文书，时值这位总督筹建汉阳兵工厂，他参与其事，张之洞接受另一洋务派，也是东南大买办盛宣怀的建议，委托一个外国商人主持此事。辜鸿铭和洋人接触几次以后，封了一份厚礼，请他开路了。过了几天，张之洞想和这个洋人见见面，他的下属告诉他，那洋老爷早让辜师爷给打发了。他把辜鸿铭叫来责问，辜正色地对他说，不一定凡洋人都行，有行的，也有不行的，我们要造兵工厂，就得找真正行的。辜鸿铭遂委托他的德国朋友，请克虏伯工厂来建造，结果，汉阳兵工厂在各省军阀建造的同类厂中，是最好的。这个厂出品的步枪“汉阳造”，一直是很有名气的。

所以，他对于洋人的认识，和那个时候普遍的见了外国人先矮了半截的畏缩心理，完全相反，他是不大肯买外国人账的。五四以后的文化人，言必欧美，一切西方，恨不能自己的鼻子高起来，眼珠绿起来，也是很令人气短的。直到今天，这种贩卖外国文学的唾余，来吓唬中国同胞的作家、评论家，还是络绎不绝于道，实在是让辜老先生九泉下不会很开心的。

有一次，一位新应聘而来北大的英国教授，在教员休息室坐着，见一位长袍马褂的老古董，拄着根手杖，坐在沙发上运气。因为不识此老，向教员室的侍役打听，这个拖着一根英国人蔑称为“pigtail”（猪尾巴）的老头是什么人？辜鸿铭对此一笑，听他说自己是教英国文学的，便用拉丁文与其交谈，这位教授对此颇为勉强，应对不上，不免有些尴尬，辜叹息道：“连拉丁文都说不上来，如何教英国文学？唉！唉！”拂袖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