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政治是伦理型政治，谈政治涉及伦理，谈伦理又关联政治，五伦之中，政治关系的君臣与伦理关系的父子掺和在一起，君臣之忠与父子之孝也成了一义的两面，道德的说教往往淹没了政治的意图，将严酷的镇压掩饰成重建伦理秩序的合法行为。统治者们花在道德体系的建设与修补的气力常常比用在施政上的大得多。以文化保守主义自任的蒋介石，自然也跳不出这个窠臼，他认定：“政治条件虽然包含着军事、经济、文化的种种，但政治的基础，实在是建筑在伦理上面；这样的政治，才是最有根底亦最为完善的了。”下面，我们就来看一看他的作为政治理论基础的伦理观是一副什么样子。
一、结构论
以君臣父子为主干的封建伦理关系，是传统伦理思想的依据，伦理关系的排列结构，本身就蕴涵着纲常礼教的指向。中国传统伦理理论中的五常“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亦称五伦）是一种非常奇特的概念，它既包含了传统伦理的道德符号，仁义礼智信，又是一种搭接政治与伦理关系的伦序。这个伦序和附着其上的道德符号，多少年来，无论是改朝换代，还是地震水灾，始终作为一种超稳定的内在社会结构留存下来。
作为近代一系列欧化过程的一个转折，辛亥革命打散了这个古老长寿的伦序，引入的欧化政体再也没了王权的位置。虽然在此后的38年里，不论在实际的政治生活中，还是在老百姓的心理上，事实上的“皇帝”并没消失，甚至还正正经经地演过两次“皇帝”闹剧，然而“君”的名分连同这个名分上的光晕却永远地在老百姓的视野中消失了。大大小小强梁的土皇帝，在抄“家谱”的同时不约而同地会感到某种莫名的缺憾，无论如何，难以名副其实。为了弥补这个缺憾，愚蠢的，就妄想用再温帝王梦的行动来填补它；聪明的，往往在“君臣”的词义上做文章。我们曾提到过吴佩孚的妙作，然而，跟蒋介石比起来，吴的努力只好算作小巫见大巫了。
洪宪帝制，各色请愿团五花八门，梁士诒是主谋之一，其中有妓女请愿团者，颇引人注目。杨度则找人发起乞丐请愿团，也得老袁欢心。梁氏闻之，投书戏之曰：“以子旷代逸才，自有此异想天开，出人意表。但终未脱‘请愿’二字之窠臼，则仍可傍吾门户也。”
◎表忠心。
唐继尧仪仗很威风。最前面的是骑兵，马色青、枣、黄、白各成一对，毫不混杂。兵的服装整齐，身背马枪，腰挂战刀，足登皮靴，头戴钢盔。次是饮飞军（即唐的亲卫军），服装与骑兵一样，只是身背十响枪，头戴钢盔，扛着方天画戟。再次是掌旗官，乘着高头大马，背十响枪，撑一面杏旗滚金丝穗大旗，上绣有斗大的“唐”字。
◎将军的威风，可惜内囊上来了。
伦理是什么？蒋介石认为，伦理“照中国文字的本义说：‘伦’就是类，‘理’就是纹理；引申为一切有条贯、有脉络可寻的条理。是说明人与人的关系，这中间包括分子对群体的关系，分子与分子间相互的关系，亦即是人对于家庭、邻里，社会、国家和世界人类应当怎么样，阐明他各种关系上正当的态度，诉之于人的理性而定行为的标准”。好一个冗长啰唆的定义！简单点说，不过就是关于人际关系的行为标准罢了，关键是这个标准在哪里，这关系到按什么样的标准来架构伦理的结构。蒋介石对发霉的故纸堆一向有不懈的兴趣，不要嫌物色旧，里面有好货色，蒋介石说：“人凡古书，它的伦理很多，并且有许多古词，今日看之，不免带有封建意味，但其中关于政治伦理一般的原则，是不会变的。”又说：“你们去读这些书时，一定看到君臣、父子、夫妇、朋友等名词很多，一般唯物论者就专门从这些字眼上来批评，殊不知道现在的书，许多名词虽改，而其精神仍与从前一样，所以天下之至理。可以放诸四海而皆准，垂诸百世而不变。”
袁世凯称帝议起，符应祥瑞之说大盛。当时京外飞蝗遍野，督捕官吏谓蝗虫头顶有“王”字，实呈帝兆。筹安考据家援引陆佃《埤雅》蝗字解曰，蝗之腹背首皆有王字，故从王。仓颉造字，鬼夜哭，泄天地之秘也。真人御世，蝗不食禾，体献王字，使天地皆知有王也，此谓变体符瑞。
◎林子大了，啥鸟都有。
1923年初，打着孙中山旗帜的滇、粤、桂联军反攻广州，驱走陈炯明。一时间，广州出现了13个省的总司令，如粤军总司令、滇军总司令、湘军总司令、陕军总司令等，大多总司令都是空头的，官比兵多，兵又比枪多，脚趾多过枪弹，甚至整个司令部只有两支土造步枪，火药枪或是洋枪。哨兵换岗，只是换人不换枪。
◎门面要紧。
四海皆准百世不变的天下至理就是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的五伦（或曰五常）。也就是中国传统伦理和蒋介石伦理的基本结构。蒋介石认为：“中国伦理哲学的精要在于五达道——这就是五伦；实在是阐明人生个人对于其他分子的正当关系而课以积极责任的教条，也可以说是规定群己关系的标准。”
袁克定左足有疾，颜世清右足有跛。洪宪元旦，颜朝贺新华宫，礼成，趋储宫贺太子，左跛右瘸，相映成趣，克文、克良大笑哄堂。克定怒，痛斥诸弟，谓其儿戏朝仪。克良答曰：“汝真以储君威权凌辱群季耶？世界上岂有跛皇帝、聋皇后者！”（克定妻乃吴大瀓长女，双耳聋，不辨细声。）
◎皇子翻醋缸。
1922年，黎元洪委任汤芗铭担任湖北省长，湖北督军萧耀南不悦。汤兴冲冲去赴任，抵达汉口，迎面而来的是一群高喊拒汤的军人。吓得汤不敢在汉口逗留，径往武昌省长官邸接任，不想省长衙门竟空无一人，官印也不知去向，原来大印早被督军部下抢去。汤芗铭一场空欢喜，只好溜回上海当寓公。
◎丑媳妇见不得公婆。
首先，“五伦中的君臣关系，表面上看，现在似已过去不适用，但实际在解释上不可拘泥于一义”。按蒋的意思，“君”的含义是可以含混一点的，“不外是所尊敬所寄托的意思”或“乃是指居统率地位的人而言”。如果较起真来，拿到台面上去，就可以说君臣关系“就是国民对国家（国民是臣，国家是君）或公务员对国民（公务员是臣，国民是君）的关系”。然而国家的象征是他蒋介石，国民的代表也是他蒋介石。所以实际上，按他蒋介石的道理，国民和“公务员”（各级官吏和部将）都是他的臣，都“应当贯彻以忠的精神”，甚至“像欧洲殉教徒一样的衷肠来服从领袖，使领袖的伟大精神如太阳光辉，如明珠宝璧那样普照于天下。凡是为了执行领袖的命令或意旨。一切困难险阻，都要不辞劳怨，勇敢地予以克服，为着领袖虽牺牲个人生命，也是最大的荣誉”。①虽然做了一点小小的转折，君臣关系还是明确得不能再明确了，关键在于“名词虽改，而其精神仍与从前一样”。
其次，“至于父子、夫妇、兄弟的家庭关系，虽不必如宗法时代那样规定的呆板，但家齐为国治之本，在责任观念上并没有今古的不同”，特别是“子弟在家庭中的地位与责任，和你们在国家的地位与责任，虽有范围广狭之不同，其中道理并无二致。”虽说到了“民国”时代，但子弟也只好听命于父权，妇女也只好俯首于夫权，满足于“持家教子，知礼明义”，因为“未有不孝于家而能忠于国者”，故尔“女子与小人”就只好委屈一点喽。
洪宪帝制，湖南汤芗铭布置“大选”，选袁世凯当皇帝。先让各县代表在酒楼娼馆吃喝玩乐，接下来将代表接进选举场所，用全副武装的士兵看着，每个代表坐的桌椅上都有他的名字，不得随便乱坐。选票的票面上印着“兹推戴袁大总统为中华帝国大皇帝”的一行小字，中部印着两个空白大圈，让人填“赞成”或“否认”，下面还有三个小圆圈，由选举人将自己的真名实姓填上。从填票到投票一直有人从旁监视——当然没人敢填否认二字！就这样把袁世凯“大选”成了皇帝。
◎还是记名投票稳当。
四川军阀田颂尧在防区实行“预征制”，由初期的一年三征激增到1931年的一年十四征。各种苛捐杂税在川中居首位，当时民谣曰：“好了他田家，苦了我田家（农民）。”
◎天下乌鸦一般黑。
五伦的前四伦都刻板地依着古训，到第五伦，蒋介石突然“宽松”起来：“朋友一伦则应推而广之为对同志、对同胞的关系，而应贯以信义仁爱和平的精神，竭力尽互助、互信、生死、患难与共的本分。”五伦中朋友一伦，实际上是乡土意识在典籍文化中的投影，它没有服从义务，也较少等级色彩，对蒋介石来说，这一伦也很重要，可以用来协调集团成员间的关系，作为“群育”的某种精神。而朋友的一伦，如果放在“群育”之内，也自然有了上下等级的关系。
理顺传统伦理结构，是蒋介石所谓“伦理建设”的主要内容之一，把原有的传统伦理结构关系进行一番保存精神，改换名词的修补与重组，蒋记依附道德理论就可以依此展开了。
二、四维论
“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这是一句蒋介石最热衷和使用频率最高的格言，终蒋之世，他的著述、演讲、文告乃至家书，至少一半以上都带有“四维”字样。在他看来：“人之所以为人，原来就是因为有礼义廉耻，礼义廉耻就是所谓人性，如果丧失了这个人性，不能实实在在做到礼义廉耻，那就是所谓衣冠禽兽，与一般禽兽没有分别。”四维不张，非但国将不国，而且人将不人了，真是非同小可。
张作霖在北京组织大元帅府，任命刘哲为教育总长，将北大等八所国立大学合并为一个京师大学，并自兼校长。学生一致反对合并，派出代表向刘哲请愿。学生代表鱼贯而入，刘哲高踞于太师椅上，办公桌上，摆好几副纸笔。刘哲一一问代表姓名毕，又问家在何处，北京有无亲属。代表们均感莫名其妙，哪知刘哲将桌子一拍，大喊：“我要把你们统统枪毙，你们把遗嘱写下来，好让家属来领尸！”代表们面面相觑，莫知所措。此时教育次长林某在旁扮白脸，说：“总长发脾气了，你们快下去吧，不要自找苦吃。”于是代表们一言未发，愿也没有请，一个个溜了出来，一幕反对合并的风潮，就此结束。
◎学生经不住吓唬。
“四维”的说法见之于《管子》，《管子》所谓的礼义廉耻四维，与儒家“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八德的后四德不同，不是一种纯伦理范畴的德行，而主要是四种统治效应，着眼点在利。所谓“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管子·牧民第一》），张四维关键在从民之四欲，佚民，富民，安民，育民。这就是为什么管子思想属于法家的缘故，以理学家自命的蒋介石，特别宣扬法家思想，可见其专制的本色。走到管子，蒋介石还不满足，还要再改造。蒋介石嘴里的四维，完全是一种道学化的四维，他一反管子之道以为：“盖有‘义廉耻’之社会，衣食不足，可以人力足之，仓廪不实，可以人力实之。”他的四维，其实是“四德”，是某种统摄兼容所有儒家儒行的“简单明切”的概括。蒋介石认为：“其实无论‘礼义廉耻’，无论‘孝悌忠信’，无论‘忠孝仁爱信义和平’或是‘智信仁勇严’，虽然德目之多寡，与文字之标示各不相同，而其所指之真实意义，都是互相包涵，互相关联，可以彼此发明，贯通一致的。”“四维”不过是蒋介石最感兴趣的道德符号而已，因为“维”的说法实在是形象极了，蒋介石也许就是想用这种无形的“维”，把他的党国“维”住。
徐世昌以前清遗老自居，声称他一不受民国之勋（袁世凯授予他勋位），二不剪辫子，三不做民国的官。袁世凯弄垮熊希龄内阁，将总理改称国务卿，接二连三请徐世昌出山，徐扭捏了半晌，终于答应出来帮忙，不过又“犹抱琵琶半遮面”地提出两个条件：一不接受民国的官俸，二是请他随时物色替人。徐到任一个月，袁世凯就从自己交际费项下拨四千元送去，说这不是民国的官俸，而是朋友的馈赠，徐也就坦然接受了。
◎婊子要表旌过了才能做。
洪宪帝制，各地举行国体投票。四川将军陈宦做法奇特，在投票会场，场内每个代表桌上，放有毛笔一枝，墨盒一个，点心一盘。笔杆上，墨盒上均刻有“赞成帝制”四字，点心面上亦有“赞成帝制”四字。
◎吃了点心就不能不投赞成票了。
“礼”为四维之首，也是蒋介石最在乎的一种德行。在他看来，“这礼义廉耻四字，古人安排的前后次序，不是随便的，其所以要讲礼，就是因为一个人如果没有礼节，绝不会有义气，没有义气的人，更不会有廉耻。”而且“‘礼义廉耻’的四维，是以礼为首要的；仁义礼智信，五德，也是以‘礼’为中心”。“礼”是什么？蒋介石有一番洋洋洒洒的论述：
胶东军阀刘珍年部下第一旅旅长姓赵，第三旅旅长姓张，遗憾的是第二旅旅长姓梁不姓关，凑不起刘（备）、关（羽）、张（飞）、赵（云）来。但梁旅长很会揣摩刘珍年的心理，常在刘面前说，我虽不姓关，但我很崇拜关公。并请人画了关公像，无论走到什么地方，都将关公挂在住室里。刘又买了许多部《三国演义》，分赠全师校级以上干部，无论识字与否，必白天摆在案头，夜间放在床头。这样，刘珍年就勉强凑成了刘关张赵的班底。
◎《三国演义》玩人不浅。
四川军阀罗泽洲在他的防区内，掺入铅锡杂物铸成形质俱劣的二百文小铜币，强迫人民使用。这种劣币通行不久，遂多磨损，偶一击压，即成碎片，民间称之为“肉铜元”。病民特甚，而罗却从中获利无算。
◎钱也有质量问题。
照我的见解，所谓“礼”其实就是“信”，“信”包含“诚实”“准确”“信义”诸义。先讲“诚”字，古人真心诚意，首先要做检察身心的功夫，所谓居敬存诚，实际只是一件事。而居敬的功夫，始于个人生活以及动止仪容，不论群居独处，必使一切皆合于礼，礼主于敬，由敬而至于诚。然后方见得金石为开的至诚。守礼的人，必定是俯仰无愧，诚笃不欺。这是从个人修省方面讲，再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一切伦理制度来说：所谓“礼仪”“礼节”和“礼法”，实行时必须有“诚实”的心思，准确的仪式和丝毫不能苟且的节度。所以我说礼是规规矩矩的态度，因此我们亦可说礼是共守的规范，也是信义的基础。世界上断没有重礼的人而不信于朋友或不重视其然诺的。所以讲“礼”的人一定有“信义”，有“信义”的人一定能守礼。
这一通穿凿附会的强拉硬扯，实在让人们如坠六里雾中，不知道“礼”到底变成了什么，然而如果我们已经习惯了蒋介石这种随心所欲的论理作风，只要硬着头皮，按蒋某人不是道理的道理，还是可以从中找出一点关于“礼”的含义的线索。
曹锟贿选的猪仔国会，草草制定宪法，于1923年10月10日公布，庆祝仪式在众议院举行。两院议员皆服礼服齐集会场，入场之先每人分发红皮宪法印本一份，宪法成立纪念章一个。每个纪念章值洋120元，早已制好，存在财政部。前任总长曾以之抵押银行，未经赎回，这边急用，前一天半夜方设法取回。议员入场，赞礼员奏乐，议长宣读宪法毕，全体鼓掌，呼宪法万岁，以为这回总算完事了，不料主席报告尚需用电光摄影，请大家不要惊慌，以为枪弹光临。摄影毕，即宣告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