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时代的推移，内战的升级，内部离心倾向的加剧，军阀在集团的内部控制方面投入了更多的精力，他们采用各种形式，汲取各种思想来建构自己的维系意识框架，力图重建和修补已经崩塌的传统道德价值体系，和重现“中体西用”的幽灵，以收拾仅用物质利诱和传统社会关系所无法维系的军心和民心，对抗各种先进思潮尤其是共产主义洪流的冲击。各色军阀在从袁世凯到蒋介石这十多年的发育中渐次展现面目，各种光怪陆离的集团维系意识体系随时代而来，又随时代而去，有的不过存在一两年，却各自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点点斑斑的痕迹。
下面让我们把各自的视线定格在从袁世凯到蒋介石这一历史阶段，将这一阶段的军阀按其意识特征分为五种类型，每种类型各选出一两个有代表性的军阀加以论述。
吴佩孚与张作霖联手讨“赤”。吴佩孚宣称今日之赤化党即古代蚩尤的绪余，因为蚩与赤同音云云。
◎文字学家会跟他拼命的。
吴佩孚晚年困居北平，自大秉性不改。他常说：“人家说‘无’有办法，而我则说‘吴’有办法。我吴佩孚对国事是有办法的。我的潜势力大得很呀！我的势力深入华北各地，只要我一声号召，马上就可大军云集。”
◎幸亏姓吴。
吴佩孚的头号谋士白坚武认为，吴佩孚的失败是由于过分依赖英美所致，他曾说：“英美是国际绅士派，日本是流氓，如果打起仗来，绅士们会袖手旁观，而流氓却会帮助你。”
◎光脚的打得过穿鞋的。
从袁世凯到皖系、直系（包括前期的冯国璋和后期的曹锟）军阀，其集团维系意识可以说都是传统型的。袁有“忠国、爱民、亲上、死长”的精要大义，段祺瑞的第一心腹徐树铮则倡导，“练百万雄兵不如尊圣兴学信仰斯文义节之士”，“物质器械，取人成法即足给用，礼乐政刑，非求之己国不足统摄民情”①。然而他们谁也没能完成清亡之后破碎的封建道德体系的修补任务。这一工作直到直系军阀后期实际上的领袖吴佩孚手里，才算有了一点眉目。这个虽经修补但仍旧残缺不全的道德体系，带有适合军阀现实的特点，因而在一定时期和某种程度上起到了暂时稳定军心的作用，其理论形态也较为完备，故笔者以吴佩孚作为主要对象展开评述。
吴佩孚出身农家，但却是个饱读经书的秀才，沦落江湖时，也曾为人占卜测字为生，在他身上，农民的简朴，书生的迂腐，游民的狡黠都有所反映，但对他影响最大的却是传统的儒家学说，在北洋军阀中，他大概要算是旧学功底最深的人物之一，从登上政治舞台到盖棺下葬，盖以“儒将”自许，以卫道自任，其意识特征呈现出某种“地地道道”传统品格。
一、吴佩孚伦理型的维系思想
吴佩孚刻意修复在风云变幻之际趋于崩塌的伦理道德体系，重建人们心中的传统道德价值系统，固执地坚持以礼教为治国与治军之本，认为“民国成立，首废礼教，专讲政法及物质科学。礼云：以礼为无用而废之者必有乱，因而历位总统均不得久于位，今世道愈非，人心益薄，首宜由礼教入手”②。他以所谓“精神讲话”作为军队教育的重要形式，后来成为时髦，每日下午饭后，必有一番灌输传统道德的训诫，用他的话来概括就是：“即此礼教两字，质言之，就是三纲五常，五伦八德。”③由于他的口才好，又能对儒家思想作通俗化的解说，因此一时颇能吸引人。吴佩孚的维系思想，可以简单地划分为四个部分：
其一，“新”君臣论。
1922年，梁士诒内阁上台，吴佩孚大为不满，接二连三地发电切责。报纸上不断出现“吴秀才”的妙文，今天一篇新式《驱鳄鱼文》，明天一篇仿《讨武曌檄》。尽管吴佩孚叫骂不休，梁士诒却采取了逆来顺受的态度。他在回电中称赞吴是“吾国之一奇男子”，还说什么“生平好交直谅之友，诤论敢不拜嘉”的鬼话。吴又去电调侃他“不以逆耳见责，反许为直谅之友，不愧国相风度”，并劝他“下野以明坦白”，不要“笑骂由他笑骂，好官我自为之”。
◎当到总理，脸皮不厚怎行？
吴佩孚喜欢卖弄聪明，常效《三国演义》中的庞统——手中批文，口中发落，耳中听词。故常一面会客谈论问题，一面批阅文件处理公事，结果却常常出错。
◎尽信书不如无书。
儒家伦理的三纲五常理论中，君臣观是支柱。辛亥革命以后，帝王不复存在，君臣观失去了着落，不唯后拖辫子的遗老遗少们惶惶不可终日，就是拿着毛瑟枪的北洋军人也有点觉得不对劲，旧思想破产，新思想不明白，大家六神无主。在“人心不古”的叹息中，吴佩孚拿出了自己绝妙的“新”君臣论，因为要想扶正摇摇欲坠的三纲五常，非得先正“君臣大义”不可。
1927年，吴佩孚败入四川，逢吴生辰，四川军阀范绍增特在重庆请来戏班，为之演戏三天以祝寿。每晨演戏前，吴必袍服冠带，先至城内关帝庙进香，然后到彩棚观戏。
◎装蒜！
1931年，空头大帅吴佩孚被人从四川挤了出来，进入甘肃，途经文县时，地方士绅及官员前来迎接。宾主坐定之后，吴问该县的教育局长，这里的教育办得怎么样。局长说，这地方偏僻，文化不发达，小学虽有数十处，但只徒具形式，很难有进展。吴道：“难进展还好，如果好进展，就坏了。”因为“现在的教育是男盗女娼的教育，男校里讲共产，女校里讲恋爱，这样的教育要它进展作甚？”
◎武人偏爱孔夫子。
吴佩孚认为，民国时代虽然没有了君主，但君臣之纲并没有中绝，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这五伦也并不因此缺了一伦，因为君臣概念不过是用以区分上下等级关系的一种表示，“君臣即上下之意，所以示差别也”，上下就等于君臣。“在学校里，先生对于学生为君臣，在军队里，长官对于部下亦为君臣。”④换言之，在直系内部，曹锟以下，他吴佩孚就是君，所有的下属，都与他有传统义理中最重要的君臣名分，而他自己也口口声声对曹锟自比为“铮臣”“铮子”⑤，总是唱道德的高调，害得同为曹锟系统的保派和津派人物，对他十分头痛。如是，“君纲一正，在下无不随之而正，就如立竿见影一样。”⑥这样一种“新”的君臣观，如果细究起来也许会弄出成排成连、层层有差的“君”来，足令最底层的大兵们无所适从，不知该听谁的好，但是，对于吴大帅，我们还是马虎一点的好。尽管牵强附会，吴佩孚到底补齐了他理论中缺陷的五伦，把架子勉强搭起来，从而令他主张的五常（仁义礼智信），八德（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全部有了依托。
其二，泛忠孝论。
集团维系就是要使集团成员忠于首领，忠孝自古不可分，是传统礼教的核心成分。自然，对于吴佩孚来说，忠孝观念也是他维系思想的重心所在，他在治军活动中着意向部下灌输忠孝意识，认为军人若能忠孝两全，便是实践了“五常八德”的全部要旨，军人要以“忠孝为体”⑦。
由于对军人来说，长官就是他们的君主，所以所谓的军人之忠就是忠于“为国为民之长官”，“能忠于长官，即是忠于国家”⑧。这种“忠”的关键是“不叛”，死心塌地跟着长官，比如像关圣帝不降东吴，岳武穆不附秦桧，均系“精忠报国，馨香万代”⑨。然而不幸遇到的长官既不为民也不为国甚至危国害民怎么办呢？那也只好“曲进谏言，以挽救其失，万不可动辄谋叛，以陷于大不忠之地步”⑩。如此说来，忠国忠民不过是挂出来给人看的招牌而已，所谓的军人之忠，就是让他麾下的官兵无条件地服从他个人。
“九一八”事变后，张宗昌由日归国，旋之寓居北平，与吴佩孚有往还。一次，在铁狮子胡同寓所，张、吴对饮。酒酣，张谓吴曰：“大帅威镇华夏，忠义正直，可以关公等同，且亦排行第二。小子愿执鞭侍卫，追随周仓。”吴笑曰：“周将军也有阁下如许之姬妾乎？”
◎吴大帅嫉妒了！
1926年，吴佩孚与张作霖联合攻下国民军占领的南口。吴拟了一个名单，由杜锡珪代理内阁名义加封参战有功将领。不料张学良受加封后却通电表示拒绝，并轻藐地说：“承水军头（杜原为海军总司令，此时以海军总长代内阁总理）之命，腐烂羊头之赏。”结果奉系将领一股脑却封，只剩下直系将领受封了，弄得吴佩孚哭笑不得。
◎晒台。
然而，要人们相信长官、上司就是君，从而无条件服从和效忠，毕竟有几分勉强，所以吴佩孚又拾起陆王心学的余唾，玩起拆字的游戏，硬说“忠”就是“中心”，“凡我中心之奉为主宰者，皆应以中心之诚恪对待之。中心之认为天理人情所当奉仰者，亦应以中心之诚实赴之”?。按照这种玄而又玄的说法，“忠”就近乎于禅宗所谓的“佛性”一般，是存在于“吾人心中最初之一点天良”，只要以心为君，守心为正，让这种天良流溢出来，就会无处不忠无时不忠无事不忠。因为，“立身处世，舍忠莫能行；待人接物，离忠莫能行”?，以至于农工兵学商，个人干好个人的事都可以叫做“忠”。把忠于人、忠于心和忠于事混为一谈，无非是要人们相信传统道德“忠”的重要性，“忠”意的泛化过程，原来本不属于传统道德系列的职业道德也被吴佩孚扯入了纲常礼教之中。
有人问吴佩孚“军阀”二字的意义，吴说：“军不成阀，何以称尊，不尊何以治人、治家、治国、平天下？”并口占一绝云：
豪气清澄照九天，
春夏秋冬情怡然。
敢云色相曾参透，
却信军阀有无边。
◎正名与平反。
湖南唐生智赶走赵恒惕，与南方国民政府的联系日有不稳的趋向。这时吴佩孚接见了唐的代表欧阳任。吴拔出毛笔在纸中间写出一个“兵”字，画一个箭头指向纸的上方，然后写了一个“北”字说：“我本来打算向北用兵”，接着又画了一个箭头指向纸的下方，写了一个“南”字，说：“但也可以改为对南用兵。”
◎唬人的总有市场。
吴佩孚的“孝”论，也照“泛”不误，把忠于职守，忠于事说成是封建道德的德目之一，毕竟还有个相同的“忠”字，马马虎虎还说得过去，可吴佩孚认为各行各业，各种社会等级的人各安其位，各尽其职就是孝，就有点令人莫名其妙。但吴大帅的逻辑是不会因人费解而中止推断的，在他看来，所谓军人之孝，就是“经过地方，秋毫不犯，舆情欢洽，父母闻之，中心愉悦”?，这还远远不够，关键是要打起仗来敢于卖命向前，“战阵不勇非孝也”，战场上“同仇敌忾为孝，畏缩不前为不孝”。?至于“肤发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倘若死于战场使家族断了香火，“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等等统统顾不得了，总而言之，吴佩孚的孝不是孝养双亲，而是让人听他的话，为他卖命，至于士兵父母的死活，只好听天由命了。
可以看出，吴佩孚的忠孝观，含有重整社会秩序的内涵，为了实现这一目的，他不惜把忠孝泛化，甚至于和职业道德混为一谈，可无意之中却把原来较为“崇高”的儒家道德规范，降了若干品级，变得不值钱起来，在“世风日下”儒家道德贬值的时代，吴佩孚的努力，无可奈何地露出了捉襟见肘的窘态。
其三，“武神崇拜”。
1926年吴佩孚与奉系联合讨冯（玉祥），在保定宣誓就“讨贼军”总司令。仪式搞得古香古色，礼堂上大摆香案，祭奠关岳两位武圣人，焚烧黄表。吴佩孚带头行叩头大礼，于是自吴以下的将领也都随着吴佩孚，恭恭敬敬地三跪九叩。吴佩孚看见黄表燃烧得很旺，满面笑容地对左右说：“黄表烧得这样旺，可见我们一定旗开得胜了。”
◎可能加煤油了。
张其锽与谭延闿为同榜进士，曾研究六壬之学五年，自称“无师自通”，而吴佩孚落难时也曾在北京摆过算命摊子，所以当张受谭支使派往吴部接洽时，二人一见如故，结成莫逆，张其锽遂一直跟随吴佩孚到死。
◎知音难得。
军阀是一种以杀人为业的军事集团。作为军人，仅仅有社会一般人的道德价值观还不行，有时也不尽适用，维系军心，振扬士气，还需有些军人特有的价值观，为此，吴佩孚乞灵于“神物”，抬出所谓的“武神”，一方面借宗教的虔信济传统道德之穷，另一方面以武神的名头烘托他“武圣”的自夸。
1932年，吴佩孚片甲不存，连卫队也被小军阀趁火打劫弄走了。张学良派专车将之迎到北平，每月给四千元生活费。吴住在什锦花园，把住处当成“大帅行辕”，照端他“孚威上将军”的架子，有参谋长、秘书长，还设有八大处，如军需处、承启处等，所有僚属每人每月生活费一律八元，关门大帅做得像模像样。
◎当今小皇帝们都是关门大帅。
1923年4月22日，值吴佩孚五十岁生日，各地军阀送礼如云，陕西军阀刘镇华破费最大，他送了吴佩孚许多金银古董，还有八十余把万民伞。冯玉祥也送来寿礼，不过只是一缸清水，取“君子之交淡如水”之意。吴佩孚心中不悦，但也无可如何。
◎切不可把古人格言当真！
“武神”的说法，在中国民间传说的诸神中并不存在，无论是道教的诸神谱，还是民间的封神榜，都没有武神的名目。吴佩孚请它出来，彻头彻尾是一场拉郎配，按他的说法，武神就是关羽和岳飞，“关岳同称武神，所以统制军心而成为民众崇拜之对象”?。关岳为神的资格颇老，那是好几代皇帝老儿御封的，为的是推崇他们了不得的忠义节气，吴佩孚拉他们兼职“武神”，恰好也是看上了二位的“气节”，所谓“若关圣帝，千里寻兄，岳武穆，志在攘夷，真所谓大义参天，增光日月矣”?。又“岳武穆曾说，文官不爱财，武官不怕死，便是节”?。所谓“志在攘夷”，从吴一生的行为看不过是空扯旗号，他并没有真的跟洋人一刀一枪干过。文官不爱财也是虚晃一枪，对人不对己，因为他和他的手下毕竟不是文官，说来说去无非是让人不变节，不背叛，“千里寻兄”式地跟着他共患难，打起仗来敢玩命，这才是吴佩孚以“武神神格”充塞他的军人人格的本意所在。所以愈是处境困难，人心离散，他崇拜关岳之心就愈笃，妄图借关岳的神灵挽回颓势。1926年在他东山再起的回光返照之际，曾隆重地在出征之前率麾下将领大摆香案，对他的武神关岳虔诚地行三跪九叩之礼。
其四，自以为是的“顺逆论”。
第一次直奉战争后，吴佩孚声名大振，驻地洛阳一时门庭若市，各方要人、名人朝圣似的涌向洛阳。上至北洋政府的国务总理、各部总长、各省督军、省长、蒙古王公，下至各类政客、议员、商绅，往往一天要接待二三十人。仅一年，各方来客的各片就装满了一尺见方的一手提箱。
◎墙上草，随风倒。
四川军阀杨森，1922年在川中被击败后，出川来到洛阳，请求吴佩孚的援助。杨森以偶然机会，参与吴佩孚和部下的赛马。吴本人善骑，并有意炫耀他的乘马本领，赛时，吴一马当先，众马只落得远远吃灰的份儿。而杨森精于骑术，始终保持在吴马左侧的半马身后，既不落后，又不越出吴的马首，大得吴佩孚的欢心。
◎骑马拍马，马屁经又出新喜。
吴佩孚觉得，由于时代的变化，所谓“世道浇漓人心不古”的缘故，仅仅提倡忠孝节义，追崇关岳，似乎还不足以维系人心，挽回世风，为加大保险系数，他同时炮制了一种“顺逆论”，把他自己稳稳当当摆在“顺”的一边，要自己的部下坚持从“顺”抗“逆”，不生贰心，要别人的部下去“逆”从“顺”，尽早觉悟。他苦口婆心地说道：“是顺逆不可不明也，范增亦算是智者，对项羽固甚忠心，但不明逆顺，终遗臭名。三国时天水方面，姜维本是魏将，后弃魏投汉，不知者以为叛魏，其实是弃逆效顺。”那么当今之时谁顺谁逆呢？吴佩孚很自信：“民国以来，政府之真伪，军人之顺逆姑勿具论，一细心比较，当得良心上之判决也”。?言下之意“顺”者非他莫属，如果有谁竟然把“顺”判给了别人，那他一定是“没良心”，没良心者的判定自然是无效的。
吴佩孚是个刚愎自用的人，也是一个颇有心计的人，从他登上政治舞台那天起，什么口号时髦他喊什么，什么主张得人心他就主张什么。“五四”运动时期，“报端几无日不有吴氏之通电，且语语爱国，字字为民，吴氏之大名，遂无人不知”?。在一群文人的襄助下，吴佩孚今日一篇新式《驱鳄鱼文》，明天一通仿《讨武曌檄》，害得有人忍不住调侃道：“国人目吴电为‘新古文观止’，都说读此妙文，可作国文范本而不愁文思之不畅，文笔之不雄健了。”?诚然，吴佩孚所为，有其民族主义的气节在，说明其人确有爱国之心，对推动五四运动，也有正面的效用，但一个武人之所以大肆张扬，也不能说没有收拾人心，抓住国民救亡图存的心理，用他的话来说，就是：“君者，顺也，臣者，群也，就是以我一人顺群众之心理。”?
第二次直奉大战，冯玉祥倒戈，吴佩孚兵败如山倒，四面楚歌，还写了一张条子让人带给冯玉祥，上书：“速行下野，以免殃及池鱼。贵部善后事宜，由兄负责。此致焕音弟，兄吴佩孚。”
◎倒驴不倒架。
日俄战争期间，身为中尉的吴佩孚被袁世凯派去和日本情报机关一起搞情报。日本情报官有句口头禅，遇到事儿就问：“这件事，你有法子没有？”问到别人头上，只要能推，谁肯揽事？几乎人人都答以：“没法子。”唯独吴佩孚，他的答案倘不是“有”，他便告以：“慢慢地想想看。”所以日本人称他：“慢慢地有法子先生。”
◎逞能，好在此项公干，他混出一枚勋章、一匹马和一个媳妇。
长时间的这种“正义、爱国”的鼓噪，久而久之，造成一种自我幻象，使他也自以为就是“顺”的象征，长久地沉浸在自我陶醉的迷恋之中，从而认为部下理所应当地对他“绝对服从，奉命惟谨”?，亦不在乎这种“顺逆论”对他所主张的无条件效忠论的冲击。军阀的自我映象，与别人对他的映象永远没有办法叠合，对于吴佩孚这种自以为是的人来说尤其如此，据说到了山穷水尽、困居北京小胡同时，吴佩孚还在天天高嚷“吴有办法”。一旦顺逆论这种两刃利器伤了他自己的时候，他也就只好咬牙切齿地怪人家非要失节和去顺效逆了。
不管有多少理论上的荒谬和逻辑上的不通，从“忠孝”到“顺逆”，吴佩孚毕竟搭起了自己集团维系思想的框架。“军人以忠孝为体，明顺逆为用”?，体用分明，主辅合一，万事大吉。
二、吴佩孚权术型的维系手段
道德教化和权术施用是传统王朝的统治方式的两面，作为传统统治者的嫡子，吴佩孚的集团维系意识也存在着这两方面的内容。前者是冠冕堂皇的说教，后者为可以意会不可以言传的诡道。正像所有成点气候的传统政治家都深谙权术一样，吴佩孚对这种“运用之妙存乎一心”的玩意儿，也是相当纯熟与自如的，概括起来，也有四个方面的内容。
其一，实力威慑。
吴佩孚路过广安，在县立中学讲演，说：“英文26个字母，源于中国伏羲以前，与天干地支相合，为未有文字前的一种符号。后文字渐兴，变简为繁，本源遂无人论及。”又谓：“泰西数学之奥理，根源于中国河图洛书。”
◎幸亏他只是秀才，要是举人就该送精神病医院了。
1924年4月，吴佩孚忽作惊人之举，请曹锟下令各巡阅使、各督军一律免兼师长之职。此议一出，各省督军及巡阅使大哗，因为他们如不亲兼一个师长，很可能就变成了空头督军和督使，最后被部下撵走。所以大家一齐发难，齐声谴责吴佩孚，山东督理（即督军郑士琦，兼第五师之长）通电表示：“宁降一级叙用，辞山东督理，不辞第五师之长。”
◎按住枪杆子不放。又可美其名曰：能上能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