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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接收”已经成为致富热点,来自中央系统、行政系统、军事系统、地方系统,再加上行业系统的“接收机构”相继冒出,最后连国民政府也搞不清全国到底有多少个接收机构。根据官方有限的统计:天津二十六个,杭州二十八个,北平三十二个,上海八十九个……各“接收机构”之间常常发生剧烈的冲突。那些价值较高的“接收”目标,往往被地方机构抢先接收,但是随后又被开到这里的军队将领派兵抢走。于是,国民政府的接收大员到达后,不得不与军方展开讨价还价的谈判。最终,所有财产和物资殊途同归,统统进了军阀和大官僚的私囊。

野蛮的原始掠夺造成了社会生活的迅速崩溃。

一九四六年,国民政府财政赤字高达三万五千八百八十一亿元,为财政总收入的一倍。而通货膨胀更是达到了惊人的程度,一九四六年一月,上海米价为每担六万元,六月上涨到每担五十万元,十二月涨到每担一百一十万元,物价比抗战结束时上涨了六万倍。

官富民穷的畸形统治终于面临着统治根基的倾覆。

两年以后,当蒋介石都已确信国民党政权垮台在即时,面对国民党军上百位高级将领,他有过这样直言不讳的检讨:我们在军事力量上本来大过共匪数十倍,制空权、制海权完全掌握在政府手中,论形势较过去在江西“围剿”时还要有利。但由于在接收时许多高级军官大发接收财,奢侈荒淫,沉溺于酒色之中,弄得将骄兵逸,纪律败坏,军无斗志。可以说,我们的失败,就是失败于接收。

为饥饿所迫,全国四十多个城镇,包括国民政府首都南京,接连发生了抢米风潮,国民党无一例外地宣称这是共产党的煽动和组织,这些城镇的城门上因此挂着“共党首要分子”血淋淋的头颅。紧接着,中国的知识分子开始面对血腥镇压。一九四六年七月十一日,一个没有任何凶兆的平常日子,民主同盟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李公朴和夫人走在昆明的街道上,突然,李公朴跌倒在地。夫人以为他不小心摔了,企图把他搀扶起来,李公朴呻吟道:我中枪了。——一粒子弹由腰部射入至腹部穿出。他立即被送往医院,不久就停止了呼吸。气绝的那一刻,将“在中国办一份民主报纸”视为人生理想的李公朴连声说:“我为民主而死!我为民主而死!”

刚刚就任驻华大使的司徒雷登听闻这一“残忍的消息”后说道:“怎么能向长袍里裹着的那颗心开枪?”

中国的民主人士高喊:“经过几百年的考验,民主是不怕暗杀的!”

中国的热血青年高喊:杀了李公朴、闻一多,杀不完全国的人民!人民是多数的,是最大多数的,最大多数万岁!

对于苦难的中国来讲,最大多数的人是谁?

中国三分之二以上的人口是农民。这个生存能力最脆弱,生存条件最恶劣,政治和经济地位最卑微的群体,是这个苦难国家的基石。

就在国民党政府大员和军队将领忙着进城“接收”财富的时候,共产党人提出的口号是:“走出城市,丢掉汽车,脱下皮鞋,换上农民的衣服”,一切可能下乡的干部要统统到农村中去,并确定以能否深入农民群众为考察共产党员品格的尺度。——一九四六年底到一九四七年初,在东北凛冽的han风和狂暴的大雪中,共产党的干部们敲开了一户户赤贫农民的家门。然后他们用恳切地语调描绘出人人平等的美好生活景象,去打动那些对他们心存疑惑的庄稼人;他们用最坚决的手段将垄断土地的大地主和大恶霸从深宅大院中拉出来,让他们面对世代遭受压迫的赤贫农民的控诉。这些残酷的利益盘剥、人身损害以及生活中的种种悲伤往事,几乎无一例外地都与土地的占有和归属相关。因此,当东北平原肥沃的黑土地上插上了张三李四的名牌,土地的新主人们兴奋得深更半夜蹲在地头上发呆,直至想及世道何以天翻地覆时,农民们终于明白了只有共产党人能他们过上拥有土地的好日子,他们支持共产党建立农村民主政权的热情无法遏止地迸发了。——中国革命史形容那时发生在中国北方农村的革命行动为“暴风骤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