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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锦州。

锦州失守令林彪意识到形势的严峻,他立即指挥梁兴初部对锦州进行反击,反击的目标还是在山海关与共产党军队交战过的那个八十九师。在后路被截断,主阵地被突破后,八十九师向杜聿明告急。林彪的突然反击令杜聿明非常意外,他急忙调动部队增援。但是,就在增援部队赶到锦州的时候,林彪指挥的共产党军队突然消失了。

几天以后,进入东北的黄克诚与林彪见面了。他们商讨的结果是:就目前部队的状况而言,唯一能做的就是避战。han冬已至,进入东北地区的官兵面临着极大的生存困难。苏军坚持不准共产党军队进入大城市,不准共产党军队接收日军留下的军用物资。没有地方党组织和地方政权的支持,东北民众又对共产党军队缺乏了解,近十万官兵的吃与穿面临着极其严峻的考验。黄克诚直接给毛泽东发电报,把当时部队的处境归结为“七无”:“……部队五十多天行军,极疲劳……现在处于无党、无群众、无政权、无粮、无经费、无医药、无衣服鞋袜之困难情况,部队士气受到极大影响……”

尽管一个月后毛泽东发来了关于在东北建立根据地的电报,但是当时共产党人还没有形成一个能够在东北地区站住脚的切实可行的思路。面对看似唾手可得实际难以占领的大中城市,中央依旧指示“准备坚决消灭蒋顽在沈、长、哈三处的着陆部队,夺取三大城市,其中最有决定意义的是沈阳城。”

死上梁山,活闯关东。

在中国人的心中,闯关东是情势逼迫下的铤而走险。

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

日本投降后,中国境内共有一百三十万日军和六十八万伪军等待受降。

问题是:谁是有权接受投降的“中方”?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草拟了一份中方受降人员名单,由蒋介石侍从室一处主任林蔚和二处主任陈布雷呈送审阅。蒋介石看到名单上有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德的名字时,便用红笔划去了。林蔚和陈布雷小心地解释说,如果这份名单上一个中共代表也没有,恐怕无法向国内外舆论交代。蒋介石坚持说:“让朱德待命好了。”陈布雷事后忧虑道:“先生连这点气量都没有,结果必然会弄巧成拙……”

不允许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接受日军投降,但是那些在战争中投靠日军的伪政府人员和伪军将领,倒被蒋介石列入了受降的中方人员名单:伪行政院副院长周佛海被委任为上海行动总队总指挥,伪海军部部长任援道被委任为南京先遣军司令,伪华北绥靖军总司令门致中被委任为北平绥靖司令。同时,蒋介石还把几十万伪军收编为国军,那些昨天还跟随日军与中国军队作战的伪军“军长”们,一夜之间变换了军服成为国军军长。更奇怪的是,华北和华东地区的日军,除被共产党武装缴械者外,二十六万日军反而开始“收复失地”。

于是,中国当代史上出现了这样一个虽然短暂但奇特至极的现象:日本投降以后,两个“国民政府”依旧同时存在,并且依旧在同时“履行公务”:一个是在重庆的以蒋介石为主席的国民政府;一个是战时投靠日本的以汪精卫为主席的“国民政府”——届时汪精卫已死,陈公博出任代主席。这两个政府的机关报都叫《中央日报》,两份报纸的报头题字用的是同一块模版。南京“国民政府”的《中央日报》在日本投降后,宣传调子即刻从“大东亚共荣”转换为“大家都来拥护蒋主席”。

“这种利用日本军队阻止共产党人的办法,是国防部和国务院的联合决定而经我批准的。”美国总统杜鲁门说。美国政府动用了六亿美元,将位于中国西南和西北的国民党军运送到华北、华中以及东北地区,其运送总兵力达到十四个军三十多万人。美国还直接派遣武装力量,抢先占领了中国北方的重要交通要地。一个来到中国承担运兵任务的美军士兵道出了历史的真相:“我们应该有勇气说真话,我们正帮助国民党军队进行其反对共产党的战争。”